因了「海派」的一個名辭，曾引起了很大的一場誤會的筆墨的官司。在上海的幾家報紙上，且有了很激烈的不滿的文章。險些兒不惹動南北文士們的對壘。但這都不過是誤會。
地理上的界限，實在是不足以範圍作家們。江南多才士，不過是一句話罷了；最偉大的兩部小說，《金瓶梅》和《紅樓夢》，都不是江以南的人士寫的。而張鳳翼，沈（jing）之流的劇曲，雖是出於道地的吳人之手，也末見得便如何的高明。
與其說是「地理」的區分對於作家們有了很大的影響，不如說是「時代」的壓力，所給予文士的為尤大。
在這個大時代裡，我們有了許多可尊敬的作家們：這些作家們的所在地是並不限定在一個區域的。譬如說吧，在上海的所謂「海派」的中心的地方，有許多作家們正在那裡努力的寫作，而其寫作的成就，卻是那樣的偉大，值得我們的讚嘆與崇敬。但，在北平，卻也未嘗沒有我們所敬仰的作家們在著。即在南京以至於其他地方，也時見到我們的，可尊敬的文士們的蹤跡。
那條被號為「天塹」的長江，是不能夠隔斷了那些被這大時代所喚醒的具有偉大的心胸與靈魂的文人們的聯絡的。他們在無形里，曾形成了個共同的傾向，一個向前努力的共同的目標，雖然他們不—定真的有什麼「同盟」，什麼「組織」。
和這些具有偉本的心胸與靈魂的作家們相對峙的，也不僅是所謂「海派」者的一個支派。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戴著正人君子的面具的紳士們，也在那裡鈎心鬥角的想陷害，毀壞文壇的前途。如果「海派」的文丐們是可入所謂「流氓」者的一群的話，那末紳士派的「士大夫」們也正是他們的—流；不過心計更陰險，而面目卻比較的嚴峻，冷刻些而已。
說來，紳士和流氓，仿佛是相對峙的兩種人物。其實在今日看起來，他們是各相反而實相成的；其坑害，燒壞文壇的程度，也正相類似。舉—個有趣的近例：有所謂「藝術流氓」和：「藝術紳士」的，曾互相攻訐過一時；而不久，卻都得到他們所欲的什麼，心滿意足而去！雖然所使用的手段有點小小的不同。
但所謂「海派」的文氓者，為志小。為心似辣而實疏。從五四運動以來，便久成了新人們的攻擊的目標。其活動的領域，也一天天的縮小；雖然不時的有一批批的新的分子加入，然而頹勢卻終於是不可挽救的。怪可憐的，他們的卑鄙的伎倆：至多只是放冷箭，浮誇，諷刺與冷笑，其秘密容易被拆穿，而謠言，也終於不過是謠言罷了，不會有什麼重大的影響的。因為站在傳統的被輕視的不利的地位上，根本上便不會有什麼聽者嚴重的在聽受他們的；而他們，那冷笑與揭發，也便在怪可憐，怪狼狽的情態之下，而紅了臉收場。
可怕的卻是紳士的一派。那才是道地的「京朝派「長安居大不易」而住久了長安的，卻表現出「象煞有介事」那樣的一副清華高貴的氣象出來！假如說文氓們是扮了丑角，向—部分的觀眾，打自己的嘴吧，而博得戔戔的養生之資的話，則文紳們的覓食之方，確是冠冕堂皇得多了。儘管是「暮夜乞憐」，在白晝，卻終是那副驕人的相兒。因了某某種的機緣，他們是爬登上了被包買，被豢養的無形的金絲織就的籠里。也許他們本來是文氓之流，從此，卻也不再放刁。反而裝出正人君子的樣子，道貌儼然的在給人以「師模」。刻薄話，都換上了寬厚的教訓的衣衫。其可惡之處就在此。
他們是在教訓，是在說正經話，是在示範於人，老實頭的聽眾們便上了當，以為他們也是熱情的，有心肝的，是要領導著人們向前走的，是和他們更尊敬的作家們走上一條路的，雖然說話的口音有些不同──所要走的路也有些兩樣的。但狡猾的文紳們，卻早巳聲明過，那條路也是可以通到大道上去的。
孔子要誅少正卯，正是此故。如果是優施，優孟之流，便也不必勞動斧鉞了。
他們在文壇上所做的破壞的工作，實在是大，—世紀，半世紀所打下的根基，可以破毀於一旦。
故，肅清文壇上的敗類，是個緊要的事。
我們不忍看見年輕的有希望的人們，走上了小丑式的文氓的一道，天天以造謠，說謊，自己打嘴巴為職業。同時，更不忍看見一大群的有良心的人們，竟被說服，竟昧了心肝，棄了自己的前途，而群趨於賣身投靠的一途，而更領導別人去投入這火坑！
我說，做一個小工，做一個沒齒無聞的田夫或小市民，也比讀了幾句書，便扮小丑，以打自己的嘴巴為業，或裝紳士，爛掉自己的良心，以坑或掃有前途的文壇為能事的要強些。
該明白自己()的作用；那支筆實在可怕；從筆尖沙沙的划著白紙的所寫出的什麼，其影響有非自己所知道的。
昔人有一首題「筆冢」的詩道：
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霜。
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
把筆鋒寫禿了的。曾想到自己使「筆」成就的是什麼「功」麼？曾想到不曾使那支無罪過的忠心的筆，受到了什麼無可控訴的冤抑與不幸麼？
抬起頭來，看看今日的時代與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