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東西我知道就是不能拒絕，比如喝酒、懶惰。但是改了之後又怎樣？也許就成另外一個傻瓜了。對媒體是不是應該有套話？朋友要我訓練訓練，說不定訓練久了，我也能說了，就可以從容自在了。我不能說那種虛與實之間的話，但我說的都是內心深處的話。
對名與利的世界應付不來，就退回自己的世界
在精神病院工作還是挺受歧視的。我們醫院去參加衛生系統的合唱比賽，主持人一報精神病院，下面就哄堂大笑。但是，我在那裡工作，那裡有我的同事和朋友，我用這份工作養活自己。在新書籤售會現場，有人提問：精神病人是怎樣一種動物？我回答：精神病人就是人。或許這種回答比較無趣，但很多問題我必須老實回答。我最怕就是自己說出來，立馬被人指出，「你這是在扯謊」。
在認識詩人楊黎之前，我就開始寫詩了。大概是人以群分吧，才會找了他。那時候真是為詩瘋狂，家庭和夫妻關係反而是第二位的。我跟楊黎也會為生活的問題爭吵，但是因為有詩，其他的都可以克服，這也是現在很多人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原因。如今的環境反而更難應對了，全民重視名利，像我們這種人只有不與這一切正面衝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90年代，我離了婚，心情有些不好，就停薪留職去做圖書出版生意，賺了幾千塊錢。但生意沒做下去，精神病院的同事都勸我不要放棄一份正經工作，於是我又回精神病院工作——其實是自己懶得改變了。
在精神病院當護士看起來好象不是人幹的活，其實還可以。我能一直待下去，至少幹得還算開心，而且，待了三十年後寫了—本書，所以，精神病院還是給了我很多東西的。就像《放牛班的春天》裡，那個小孩—直等父親來接他，最後真的等來了。
精神病人發病的時候其實是他們最幸福的時刻，特別是躁狂症病人，發病的時候高興得要死，因為他是無所不能的，可以成為任何自己想成為的人：上帝、科學天才、李白……這個世界上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情，雖然用我們的眼光看，這是一種病態。
以前工作人員與精神病人之間隔著一層玻璃窗，他們狂躁的時候，就會不停地敲窗來煩你，你得應付各種奇怪的問題。如果他覺得自己是皇帝，你就假裝他是皇帝。最可怕的是他們出現幻覺的時候，因為你完全預料不到他會聽到什麼、看到什麼。有時候就因為幻覺，他們會襲擊你。精神病院有夜班，病人睡覺護士得守著，很多護士都愛抽菸，一來是為了讓自己醒著，再就是打發時間。但精神病院的工作有個好處，就是下班之後，這份工作就可以結束了，完全拋在腦後。
浪費青春是開心的，因為都浪費在願意浪費的地方了
喝酒和打痲將我都喜歡，但是每次打完痲將就煩死了，覺得浪費了時間，很空虛、很無聊，都想死掉算了。有一段時間幾天幾夜地打，牌技很差，還懶得動腦筋，人家都叫我「宋子文」。牌友是我在詩人和同事之外交往的另一撥人，有比較豪爽好玩的人，但他們肯定不會發善心給你贏錢。賭博是有癮的，現在好多了，不會主動出去打。這麼多年，輸了不少錢，也終於覺得沒意思了。
這兩年突然就覺得自己老了，再不寫就真的寫不了了。年輕的時候寫詩，感覺自己整個腦袋是空靈的，就像精神病人的狀態，經常覺得自己仿佛在天上。現在有了沉澱，人變理性了，但表現在文字上，創造力變弱了，只是知道怎樣寫了，比如寫小說如何搭建框架，如何進行下去。以前靈感是自然而然的，現在要費力去找。年輕人的東西拿來看就有對比了，自己會很羨慕，再也寫不出那樣的東西。
作為女人，青春不在了，不漂亮了，我肯定很在乎。常常想：如果有青春藥就好了，再有一種後悔藥就更好了，把浪費的青春和時間找回來。不過，浪費的時候應該是很開心的，因為都是浪費在自己願意浪費的地方。
也就是想想，因為很多事情做不來嘛
其實做母親對我也沒多大改變。我兒子叫楊又黎，二十多歲了，從小跟著爺爺奶奶生活，現在自己租房子住。我們有時一起吃飯，他不要我做飯，因為我做的飯太難吃。這麼多年來，做飯對我來說一直是件難事。我早飯、午飯在醫院食堂吃，晚飯隨便吃一點。成都這幾年的消費很高了，成都人的幸福感越來越差。我在這裡生活了二十多年，對這個城市沒有多少認同感，沒學會成都人那種為人處世的方式，就沒覺得自己是成都人。
年輕的時候，我覺得給孩子吃飽穿暖，孩子會自己長大。最近大概是老了，覺得我給他的愛不夠，有一種愧疚。現在寫書，萬一賣得好，還能給他點錢。現在這個社會，跟80年代不一樣了，年輕人壓力大，拿出來比的就是車子、房子這些東西。但他不太一樣，他對有一對詩人父母還覺得有些自豪，我的書他也會看，也跟我討論，他對文學還是有興趣的。
上進心大概是個壞習慣，把自己規定得太死，每一分每一秒都規劃好，每時每刻都生活在目標中，二十歲要完成什麼目標，三十歲要完成什麼目標，會很苦吧。但我的生活也不能用舒適來概括，有焦慮，或者更直接地說就是不成功。我在很多方面都不成功，離婚，一度沉迷於賭博打痲將，愛喝酒，也沒寫幾本書。但我對生活也有很高的要求。當然我也想過，榮華富貴啊，每個人都會想的。但也就是想想，很多事情我做不來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