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
作者：辛棄疾
壬子三山被召，
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
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
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
秋菊更餐英。
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
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
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
兒女古今情。
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
賞析：
在我國古典詩詞中，送答之作可以說是多得不可勝數，然而真正能千古流傳的佳作，卻並不多。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就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別之作。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初，辛棄疾出任福建提點刑獄。這年底（1193年2月），他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臨安，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峴（字端仁）為他設宴餞行，遂慨然而作此詞。
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詩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於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復，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於一個志在恢復的愛國者來說，怎麼能不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呢？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豈能盡言？所以詞人只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樂府《平調曲》名，多用作飲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據《史記。留侯世家》載，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由於留侯張良設謀維護太子，此事只好作罷，戚夫人因向劉邦哭泣，劉邦對她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中表達了劉邦事不從心、無可奈何的心情。又《論語·微子篇》載，楚國隱士接輿曾唱歌當面諷刺孔子迷於從政，疲於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為「楚狂」。辛棄疾在這裡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為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詰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覆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嘆，迴腸盪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緊接著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只是「蘭」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裡引用屈原詩句，並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內美」和「修能」，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隨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裡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說，屈原被放逐，「游於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討其苦。屈原說：「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後，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於審時度勢，採取從時隨俗的處世態度。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
下片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世說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為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
他的抗金復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還要那「身後」的虛名幹什麼！詞人為什麼會發此牢騷呢？辛棄疾接著寫：「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復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於不顧，而一味地苟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小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別，用屈原《九歌》點明恨別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別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於東晉末葉，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裡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並不是追求個人榮利，並且也不想在那裡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跡。據《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游處，後遂以與鷗鳥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雲水間的隱居生活。在這裡，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寧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
與一般的離別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別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別而不怨別，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淒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鬱的藝術情致。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