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易論斷他人，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很多時候都化成了傷害對方的利劍。
別人無車無房，你說因為他窮；
別人作息規律，生活簡單，你說人家單調乏味，毫無情趣。
知人識人，已經很難。然而更難的是，在知人之後管住自己的嘴，不對他人的生活妄加評論，橫加干涉。
很多事情，壞就壞在多嘴多舌。
《詩經》裡面講：「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父母不免要干涉晚輩的生活，這已經夠讓人頭疼了。但更讓人頭疼的是陌生人的多嘴多舌。
阮玲玉之死已經夠人哀痛莫名。隨便評價他人帶來的風氣到今日都沒止息。
舒淇和黎明的愛情就受過這樣的折磨。本來兩人拍拖拍得好好的，但舒淇拍過色情片，冬粉們紛紛指責她配不上純如白紙的黎明，連黎爸爸都跳出來說：「這樣的兒媳我們不能要。」
法庭的判決有根有據，即使懲罰也有具體的做法，懲罰完了也就完了。但好論人是非的人，總將人置於虛構的道德法庭之上，這種折磨無日無之，曠日持久，是最煎熬的折磨。
你沒經歷過他的生活，憑什麼妄斷他人。
得知了對方的一點信息，無論認不認識，總要以自己的背景出發以己度人，這對於我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魯迅在《論人言可畏》裡挑明：
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
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
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
說到底，這是一種無聊的虛榮心在作祟：看著別人不如意，自己就當是過得很如意了。
但我們都不可能深入到別人的心裡，窺探他到底為什麼活成這樣。而我們得出的評價，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當事人，其實都無多大益處。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青年作家蔣方舟描述過自己的一段經歷：
某屆魯迅文學獎得主引發了爭議，有記者打電話問她對此的看法。蔣方舟說沒讀過對方的詩歌，於是記者馬上給她念了一首，接著再問她的意見。蔣方舟無奈地說：
「僅憑一首詩，我不知道該怎麼看。」
時代喧囂，充滿浮華，我們連保持沉默都顯得艱難。
《論語》裡有句話：「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在他人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自己。生活如此艱難，有些事情不需要拆穿。
不拆穿，免得對方尷尬，免得自己顯得咄咄逼人。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不能與人為善之人，最終必為他人所疏遠。
在人世間，最貼心的一句話永遠是：我懂你。對待他人，無論是所愛的人還是萍水相逢的人，我們需要的只是「同情的理解」，只是沉默，只是等待時間為我們展露真相。
魯迅先生之所以經常解剖社會、臧否人物，他解剖的其實是自己，「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套用在他自己身上」。如果沒有這般犀利的勇氣解剖自己，我們隨便說出的評論只能傷人而不利己，最後剩下惡毒之名。
因此，知人但不隨便評論人，既保護了他人，其實最後也保護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