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朱東潤老先生作為復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講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卻牙根緊咬，面色難看。簡直要上刑場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說出話來：「我原計畫五年完成的三本書，現計畫三年完成！」話音剛落，台下便是一片鬨笑之聲。「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勁卻上來了，說什麼都不肯再讓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這若是被日碼萬字的當代作家看見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這麼「倔」？何必跟「效率」較勁？簡直是一根筋！
的確，對於講求效率的智慧的當代人來說，這樣的做法，實在是不知變通，乃至於冥頑不靈了。三年，豈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問題。只要願意「坐家」，輕敲鍵盤，日碼萬字也能輕鬆搞定。只是，如此隨緣、如此寫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釋過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來恰如變了質的白開水。
同樣「冥頑不靈」的，還有歷史學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聲鵲起，然而他的出名，卻不是因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為「笨」。十多年的時間，老先生統共寫了三本書，加起來不過七十餘萬字，平均到每天不過百餘字。然而，為了蒐集史料，老先生訪遍了各地圖書館、書庫，翻閱了兩千多萬字的史料，直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幾天幾夜不眠不休，最終才有了那麼一點老笨結晶。然而，這樣的著作，定心讀來，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為，認認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於「倔」、成於「笨」，在於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堅定地從「笨」處著手。古人吟詩「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方才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這種精神離今天的我們實在太遠了。在速度與效率所帶來的緊張與刺激中，精品之作也離我們越來越遠。我不敢說今天市場上的作品全部流於平庸，但在市場利潤的引誘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隨浮華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這流失了的春華，恰恰是我們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麼時候，我們的作家能夠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齒：「不行，最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