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王蒙先生《王蒙談話錄》《王蒙演講錄》。
王蒙先生是河北南皮人，我們滄州老鄉。他是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曾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2017年，已經83歲高壽的王蒙先生憑藉小說《奇葩奇葩處處哀》獲得第十七屆百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
驚嘆於老先生創作生命之長久旺盛。1953年，年僅19歲王蒙就創作了用當今的說法「火爆」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
小說基本上忠實於時代特點，講述了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一群天真爛漫的北京女二中的學生們的高三學習和生活。歌頌了如詩似歌的青春熱情，也探討了當時學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現在讀來已經有了距離感、年代感。
但是，在小說的序言部分，作者創作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人們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愛的一首詩——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
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
和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園的歡舞，
細雨濛濛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軍，
還有熱烈的爭論，躍動的、溫暖的心……
是轉眼過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滿遐想的日子，
紛紛的心愿迷離，像春天的雨，
我們有時間，有力量，有燃燒的信念，
我們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飛。
是單純的日子，也是多變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樣樣叫我們好驚奇，
從來都興高采烈，從來不淡漠，
眼淚，歡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樂地向前，
多沉重的擔子我不會發軟，
多嚴峻的戰鬥我不會丟臉；
有一天，擦完了槍，擦完了機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們，招呼你們，
並且懷著驕傲，注視你們。
在《門外談詩詞》一文中，王蒙先生談到，之所以稱「門外談」，是因為詩詞是他的弱項。這當然是謙辭。
又談到自己對詩詞非常有興趣，對一些問題愛瞎琢磨，愛修些「野狐禪」（比喻似是而非的觀點，不一定契合原詩詞的真義，然而卻自認為契合。）
重讀這「野狐禪」，好多問題竟然茅塞頓開。
王蒙認為「詩言志」和西方的文論不同。西方文論是「再現說」和「表現說」。
「再現說」是指歌也好，其他的文學作品也好，都是現實生活的一種反映。「表現說」則認為詩詞主要是自我的表現，「志」「情」「欲望」等什麼都能表現。
而「詩言志」則不但指表達自我，而且有表現精神生活走向的問題，即我的精神生活往哪裡走，往什麼方向去；既包含著價值判斷，也包含著審美判斷，即我傾向於什麼，喜歡什麼，因為「志」就是「志趣」。
「志」不是絕對的，有許多詩，不太好分析它是言什麼志，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有點「志」，就是返歸大自然。不過確實有許多動人的詩表現了詩人的精神走向。
比如李白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李白喜歡說大話，但中國詩里說大話非常多，似乎與「詩言志」的觀念有關，「志」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
實際上，「天生我材必有用」與「天生我材沒有用」「天生我材不得用」「天生我材更倒霉」「從來才命兩相妨」「文章憎命達」相比，對人更有鼓舞作用。
「朦朧詩」鼻祖李商隱的詩就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種瀰漫性和惶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這是達到了極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唯美的，能夠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於頹廢變成非常美的東西。
人生有很多消極的東西，就好比病毒，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經過唯美處理以後——就好像是病毒經過培養、稀釋——就不再是毒害而是豐富精神的東西，甚至可以增強人的免疫力。
詩如此，文亦如此。《紅樓夢》《寶玉探晴雯》一節，晴雯死了，大家非常痛苦，賈寶玉尤其痛苦，他做了一篇《芙蓉女兒誄》，在那兒讀，被林黛玉聽見了。黛玉說做得非常好，但「芙蓉帳里，公子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幾句詞應該改一改。寶玉改了一個詞兒，林黛玉又感到這個詞兒是針對她自己的，又忽然變得非常難過。
小說里寫的事情，就是把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審美化、文字化、語言化、文學化，變成一種純美的東西，使得人和悲哀之間有了一種間離的感覺。
所以，在李商隱的詩里，我們讀到的不是儒家所謂「仁者愛人」的「仁」，也不是李白的那種樂觀、闊大、浪漫、說大話，而是一種瀰漫的對美的追求。梁啓超：「義山的詩……我覺得它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文如此，戲劇亦如此。
西方的唯美主義不僅可以美化悲哀，還可以美化暴力事件。英國詩人奧斯卡·王爾德就是唯美主義代表人物，他認為，藝術以追求美為目標，而美是超越一切現實而存在的。所有的藝術都毫無用處，反對用道德標準衡量藝術作品的價值。
《聖經·新約》中的《馬太福音》中一個故事，乖張漂亮的以色列希律王的女兒公主莎樂美，愛上「先知」，可是「先知」不愛她，於是她要求菲力王把「先知」的腦袋割了下來，她捧著這個腦袋親吻。中國人看了，會覺得非常恐怖，可是王爾德經過一些處理，使它純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