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學之暇，我有機會重讀了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甚有感觸。發現其中的很多提法在今天仍有合理性，尤其是把《戰爭論》中的一些觀點，結合到高中歷史教材的教學內容中，就更感覺到閱讀此書對於拓展我們的視野，提高我們的認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高中歷史教學中，戰爭的問題是教學內容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相關軍事理論來分析中外歷史中的戰爭問題，是我們教學的基本立足點。但是，歷史上的一些傑出的軍事理論家，對於戰爭規律所作的一些合乎客觀實際的理論探索，亦可作為我們對戰爭問題學習和教學的有益借鑑。克勞塞維茨堪稱近代最傑出的軍事理論家。他主要生活在工業革命時代的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期，早年曾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親身參加過一系列戰鬥，1803年以後進入軍事指揮階層，1818年任柏林軍校校長並晉升少將軍銜。他對於那個時代的戰爭指揮和戰鬥情形有最直觀的感受和經驗。由於工業革命的迅速發展，資產階級的力量不斷增強，其實施戰爭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飛速發展，對於戰爭的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克勞塞維茨以全新的視角和思維方法，對16——19世紀初以及當時正在進行的戰爭進行了全面的檢討和詮釋，耗時十年時間，寫成了七十餘萬字的經典軍事理論著作《戰爭論》。《戰爭論》一書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戰爭的本質和規律，19世紀下半期以及20世紀的很多重大戰爭和軍事衝突也進一步印證了其理論的正確性，因而該書在近現代軍事理論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影響在當今西方軍事理論中無處不在，克勞塞維茨因此成為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奠基人。即便在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的軍事理論中，亦可覓其蹤跡，是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軍事理論的重要來源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專門研究過《戰爭論》，他非常讚賞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繼續」的論斷，他還專門組織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並對《戰爭論》中的一些論斷作了批判和改造，用於指導中國革命戰爭。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最著名的一個觀點即是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繼續。他說：「由此可見，戰爭不僅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在以往的大多數軍事理論家眼中，戰爭被認為是獨立於政治之外的事物，這就割裂了戰爭與政治的內在聯繫，不利於人們去發現戰爭的真正起因及其規律，也無從正確地判斷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克勞塞維茨正確揭示了戰爭的本質，是人類對自身矛盾衝突認識的一次重大進步。
克勞塞維茨說：「具有積極目的的企圖引起殲滅性行動，具有消極目的的企圖則等待殲滅行動」。以此來觀看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的進程則生動地印證了這一點。中法戰爭中的馬尾海戰，清軍福建水師之所以損失慘重，即是由於李鴻章具有消極性目的的避戰妥協政策所招致的殲滅性後果。而馮子才在鎮南關防禦戰中具有積極目的的主動出擊，則予法軍以殲滅性打擊。再看中日甲午戰爭，李鴻章從戰爭開始就始終奉行避戰求和的消極政策，清軍在平壤和威海衛等戰役中一再貽誤戰機，最終導致了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和整個戰爭的完全失敗。同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法等西方大國採取的消極性的防禦政策，最終導致了法國的全面潰敗。
克勞塞維茨強烈批判了保守的消極防禦，熱情倡導積極防禦。他說：「防禦的特徵是什麼？是等待進攻」， 「因此，防禦這種作戰形式決不是單純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擊組成的盾牌。」 「即使戰爭的意圖只是保持現狀，單純的抵禦也是同戰爭的概念相矛盾的，因為作戰無疑不是忍受。應該把轉入反攻看著是防禦發展的必然趨勢，是防禦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迅速而猛烈地轉入進攻（這是閃閃發光的復仇利劍）是防禦的最光彩部分。」這種積極防禦的思想，與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所倡導的積極防禦戰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毛澤東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在防禦中抓住一切有利時機，不斷地予敵以有力的反擊，逐漸消耗敵軍有生力量，從贏得了整個戰爭局面的根本改變。
克勞塞維茨高度重視民眾在戰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他生活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親身經歷過普奧干涉法國大革命的戰爭，也目睹了歐洲反拿破崙戰爭的壯觀場面，甚至還參加了俄羅斯抗擊拿破崙入侵的1812年衛國戰爭。在這些經歷中，法國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歐洲各民族潮水般的反抗運動、俄羅斯民眾堅忍不拔愛國精神，都使當時貌似強大的入侵者陷於不可自拔的困境，這些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他對民眾在戰爭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的認識，超越了以往所有的軍事家。他在該書的「民眾武裝」一章中，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其他一些章節也多次論及這一問題。他說：「防禦應該是：儘可能地準備好一切手段，……最後還有不怕敵人而使敵人害怕的堅強民眾」。 「由於民眾參加了戰爭，於是，不是政府和軍隊，而是全體民眾以其固有的力量來決定問題了」。克勞塞維茨強調在抵禦入侵時，軍隊要配合民眾聯合作戰，他說：「派去支援的部隊越多，對民眾的吸引力就越強，民眾鬥爭的聲勢就會象雪崩那樣越來越大」。他還指出：「不容否認，貧窮的、習慣於吃苦耐勞的民眾往往也表現得更勇敢，更堅強」。以此來對照抗日戰爭時期華北平原及太行山地區，中共領導的根據地人民的抗敵鬥爭，則是十分貼切的。太行山區的抗日軍民長期生活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之下，嚴酷的太行山自然環境，造就了那裡人民無比堅毅的性格，他們的抗日鬥爭成為了全國敵後抗戰的楷模，成為侵華日軍的夢魘。「他還進一步指出「山地是民眾武裝最合適的戰場」，這一觀點同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中所倡導的武裝全體民眾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思想是基本吻合的。必須指出，他對於民眾對戰爭所發揮的巨大影響，能有如此深刻的認識，這在當時富於封建性的普魯士貴族橫行的社會背景下是極為難得的。
克勞塞維茨非常重視在戰爭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他認為要贏得戰爭的勝利，首先必須是消滅敵人的軍隊，其次才是占領軍事目標和地點。在解放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毛澤東同志對此觀點作出了最精彩的詮釋。在此過程中，毛澤東指揮人民解放軍以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主動放棄一些地方和城市，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迅速殲滅敵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戰役的勝利。表面上看，蔣介石在戰爭初期攻城略地，取得了令人吃驚的「勝利」，他也陶醉在這種「勝利」的幻象之中，竟不顧民主黨派的反對，於1946年非法召開了國民大會，使其在政治上陷於空前孤立的境地。而在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過程中壯大起來的人民軍隊則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克勞塞維茨反對逃跑式的退卻。他說：「一開始必須儘可能緩慢地退卻，一般地說，以不受敵人擺布為原則。要堅持這個原則，就必須同緊追的敵人血戰，為此作出犧牲是值得的。不遵守這一原則，就會加速自己的退卻，不久就會成為潰敗」。以此觀點來觀察中央紅軍長征，則甚為恰當。()五次反圍剿失敗後，李德、博古在戰術上採取了逃跑式的大撤退，完全失去了主動性。突破湘江之後，人馬損失過半，情況已極為危急，完全是因為紅軍戰士嚴明的紀律和堅定的理想信念，才避免了潰敗局面的出現。但是李德、博古仍舊奉行機會主義方針，聽命於蔣介石的擺布，企圖穿過敵軍重兵設防的湘中地區，到湘西地區和二、六軍團會師。在毛澤東的強烈建議下，紅軍才改向貴州方向進軍，避免了羊投虎口的舉動。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掌握了軍事指揮權，通過四渡赤水之戰，打亂了敵人的圍剿計畫，終於化被動為主動，不再受敵人的擺布，使紅軍轉危為安。毫無疑問，四渡赤水之戰是紅軍長征歷史上的轉折性戰役，它使紅軍在軍事上由被動轉入主動。所不同的是，紅軍這一勝利不是靠血戰硬拼獲得的，而是毛澤東同志卓越的軍事指揮藝術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慨所獲得的。與此相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清軍統帥葉志超在平壤戰役失利之後，不能有序地組織清軍撤退，更不敢與日軍血戰，而是畏敵如虎，狂奔五百里，完全是一派潰退的局面。
克勞塞維茨反對教條主義和照搬軍事教科書，他認為軍事活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切情況的不確實性。他說：「戰爭中的一切情況都很不確實，這是一種特殊的困難，因為一切行動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線下進行的，……這些由於光線微弱而不能看清的一切，必須靠才能去推測……」。在戰爭中，面對千變萬化的情況，必須實事求是地根據實際情況來作出判斷，這才有可能使軍事指揮和決策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誤。毛澤東同志在四渡赤水戰役勝利之後，受教條主義影響較深的凱豐（何克全）譏笑毛澤東無非是在按照《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沒什麼創見。而毛澤東卻說他沒有任何一次戰鬥的指揮是靠《三國演義》的提示，至於《孫子兵法》，他根本就還沒有讀過。倒是是受了凱豐的提示，毛澤東後來抽空去翻了翻《孫子兵法》。事實上，在中國近代革命戰爭中所出現的各種情況，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特殊國情背景下發生的，是在任何現成的軍事教科書都不能找到先例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正是排除了教條主義和軍事成規的影響，在軍事實踐中根據千變萬化的戰場情況創造性地採取了各種戰略戰術，從而創造性地譜寫了中國革命戰爭，這一史詩般的篇章。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一大批軍隊將領們，無不是在瞬息萬變的戰場變化中，靈活而科學地把握戰爭的基本規律和原則，使他們的那些背誦過正規軍事教科書的對手們，一個個焦頭爛額、一敗塗地。
《戰爭論》中所蘊含的智慧是無窮的，它所揭示的規律和原則也是永恆的。它所倡導的很多思想和原則是可以結合到中學歷史教學中來的，也完全可以被中學歷史教材中的戰爭史實所印證。歷史教師在教學的同時讀好這本書，將有利於理論水平的提高，有利於貫徹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從而帶動學生創新思維的發展。因而，我建議大家都來翻翻這本《戰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