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強迫把生活扭曲成一個故事給大家看，叫做電影。但是生活對大部分人，捫心自問，是不能用懂和不懂來說的，大部分時候是不懂的。眼前的生活我們也不懂。
他們很高抬我，以為我像他們一樣是影迷。我不是影迷，我看的電影很少。
我是一個道理控。其實外界沒必要了解我，他們在不了解我的情況下描述我描述得很開心。但是跟我沒關係。我也在那幸災樂禍看著一個叫姜文的人，但那根本不是我。
我不會（接受大家的頂禮膜拜），我覺得那樣很可笑。我最幻想的是大家都很牛逼，都很有尊嚴，都很有主見。
我不想做廉價的感情賺取，這不是一個高級電影的做法。如果那樣的話，《媽媽再愛我一次》已經拍得很好了，大家都哭得稀里嘩啦的，但是我覺得對於人來說，尤其對於中國的觀眾來說，僅僅一種感情的迷惑，恐怕不足以讓我們真正得到感情陶冶。你也注意到，如果讓這個電影一直high著，不打斷，我是做得到的，但是我覺得不過癮。而且我堅信，我的電影是可以反覆看的。
《太陽》是遵照生活的本質去拍的，《子彈》很簡單，是遵照了某種電影本質。電影當然我們也愛看所謂的西部片啊、《阿凡達》啊，我看了，也不討厭，但我不覺得我應該用生命去做那個。對不起，我覺得不值。我不覺得那個東西難，那是個簡單的東西。但是如果你拍一個精神世界，去追尋某種精神的感受，第一，你精神有沒有這麼大的世界，能不能表達出來是另一回事兒。
電影牛逼就牛逼在每一個好電影都應該是單獨的規則和超越規則的。這時候如果一個影評人不聰明，他就拿一個臭鞋、別人穿過的鞋在那比劃。他必須明白這個片子的企圖在哪。
在香港人家就問我，是不是影射蔣介石啊，國共啊，我說蔣介石值不得我用一部電影去影射他。這不是說我狂妄，我願意看關於歷史人物的書，但是我不覺得歷史僅僅只是由他們的這一個系統來解釋，那算一個政治系統或者歷史系統，但是藝術家有他們自己對歷史的解釋。所以，創作無論如何都會帶上創作者的世界觀，但不意味著一開始就把自己往那兒拽。
從我的教育背景來說，覺得克隆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丟人的，怎麼能重複呢？這一點已經促使我做了一些不重複的事兒。比如說，我拍完《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收到一批那個時代的故事，包括《孔雀》。我第一次演完溥儀之後呢，也是一批關於溥儀的劇本給我，我說我演什麼都行，就是不演溥儀了。《鬼子來了》之後，我也收到一批那個時期的（劇本），包括《色，戒》。
萊昂內是個最大的錯覺，他們老說我喜歡他，我最不喜歡萊昂內，他那片我都想重剪一遍。
真正的營養是導演怎樣理解人，你當然要通過文學手段、戲劇手段把這個台本弄出來。你得懂得欣賞表演手段，這是與生俱來的，這是迷人的東西，這是人的心智的問題。然後把它演繹出來，其實是在把無中生有弄得像有一樣，在過上帝的癮。這是電影有意思的地方。這個時候我只看到了作為控制電影的這些人的個人內心世界。跟電影語言有什麼關係啊？
很多人既當導演又當演員，既可以在攝影機前，也可以在攝影機後，卓別林、奧森·威爾遜、昆汀、梅爾·吉普森都是這樣，他們的片子也非常有生命力。我能圍繞攝像機轉幾圈，這是我的優勢。
你叫我努力和認真，那是不可以的。（您在工作中難道不是一個努力認真的人嗎？）我為什麼很長時間才拍一部戲啊？有些東西讓我認真是認真不起來的，我只能稀里糊塗的，我真遇到來勁的東西，我才會玩味，這個時候我是有興趣的，濃厚的興趣，欲罷不能，和努力、認真不是一回事兒。
我是一個得獎非常少的人，但是我對我的電影非常有信心。我覺得創作，要拿著心，要讓大家拿心靈去碰撞，而不是拿皮肉去碰撞得到一些暫時的滿足。暫時的滿足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好，但我更愛那些經久不衰的電影。
電影的功能是什麼呢？人們為什麼要看電影啊？因為中國人生活在這個正在發展中的社會裡，常常都要被格式化。但人的心靈是不應該被格式化的。看電影應該是對人的心靈的緬懷。我覺得被格式化的現代人，都需要找到內心奔涌的東西。
跪著也掙不了多少錢。
我從來都感到孤獨，每時每刻。你不是嗎？人都一直在孤獨，也不知道為什麼，所以你就得聊天、說話，所以有宗教。
貿然說話是對自己的放縱和隨便，因為這東西跟你簡化表達的不是一回事。你可以說《紅樓夢》是一傻逼書、流氓書，這對《紅樓夢》有什麼傷害啊，只能說你傻逼唄，有什麼辦法。
我也是被父母教育、打罵、恐嚇、慈愛，慢慢變成今天的我。突然有一天，我有孩子了，我變得不那麼武斷地來對待一個年輕、有自尊、有自己世界觀的人。我得學習面對新的情況。
我覺得任何批評我的文章，都批評得不夠，都得需要我再加幾句。包括惡意的，都不夠，都不夠我自己對自己的惡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