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知音》，給了我光榮和夢想的地方
（四十二）
【一棵無根的萍草，能夠逆流而上已經十分不易，如要生根發芽，不僅需要合適的水溫和環境，更需要堅韌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讓河流撲進大海，能讓水滴穿過頑石，能讓人擰彎命運。】
一直以為，"萍"是個十分美麗的名字，又好寫又好看，還好聽。可是，當我回憶自己的經歷的時候，卻赫然發現--我的命運，就是萍的命運。一生漂泊著的萍的命運。從江蘇到安徽，從安徽到上海，從上海到武漢，逆流而上，逆風而行。而萍草，一般來說只能順流而下，隨波逐流的。而我卻恰恰相反，也許正因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達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達的每個地方都瀕臨長江，這不得不讓我相信，我命中注定離不開水，離不開漂泊。
這讓我想起劉德華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夢》，其中有幾句歌詞特別打動我--漂流已久/在每個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歡樂都不能由我……
這首歌有點感傷，卻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只是劉德華與他追逐的夢最終"擦肩而過"了，而我，卻緊抓夢的手，直至將它變為現實。
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漢，這個我一無所知的地方，會是我最後的棲息地嗎？我是否還會繼續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數。
而我最大的優點是，無論漂流到哪裡，都能立即生根發芽。一棵無根的萍草，能夠逆流而上已經十分不易，如要生根發芽，不僅需要合適的水溫和環境，更需要堅韌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讓河流撲進大海，能讓水滴穿過頑石，能讓人擰彎命運。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臨的挑戰比我的想像要嚴峻得多。《知音》編輯至少都是大學本科畢業，碩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數。無論是專業知識還是工作經驗，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寫作，不會編輯，也沒有作者，一切都必須從零開始。試用期只有三個月，我必須在這三個月里，突破自己。
剛來時，單位一時沒有合適的宿舍安排給我，於是，單位斜對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臨時宿舍。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攤上解決的。武漢的飲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響，有點偏鹹和辣。一開始，我怎麼也吃不習慣，要知道，在上海，是連鹹菜也要放糖的。但我也許天性是個隨遇而安的命，很快便習慣了吃又乾又硬的武漢著名小吃熱乾麵，1.2元一碗，一個月下來，體重明顯增加。嚇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早晨七點鐘便起床，洗漱完畢，到樓下吃早點。然後走上兩分鐘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廈。單位規定8點鐘上班，以簽到為準。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嚴格的規章制度。所以，《知音》雜誌社嚴格的管理體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經常會有一些兄弟單位慕名前來取經。
在三樓正對樓梯的大辦公室里，已經安排了我的辦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對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樹。在此後的幾年時間裡，我每年都以對面的一幢大樓為標準，目測梧桐每年又長高了多少。我剛進《知音》上班的時候，從我的座位處，剛好可以看到梧桐樹的樹梢與對面招待所的房頂平齊。過了一年，它們就超過了招待所的房頂。我看著它們快速而欣喜地成長著，它們也看著我辛勤地工作著。
那時單位還沒配電腦，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後，都必須抄寫一遍，如果主任修改過了，還必須再抄寫一遍，這樣才能方便主編閱讀。有些編輯自己抄不過來，就花錢請一些大學生、退休老師抄寫。兩塊錢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編輯們不知為多少勤工儉學的大學生們提供了輕而易舉掙錢的好機會。
第一個月，我一篇稿子都沒有。編輯部主任關前（現為《知音·海外版》執行副總編）指點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訂本猛讀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欄目、風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們已經發表過，以免犯重複編輯同一稿件的低級錯誤。
於是，我找陳清貧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訂本，一篇篇認真啃讀。其實，我在上海時，基本上每期必買《知音》，都是讀過了的。但現在的讀跟以往的讀不一樣了，以往讀是新奇，現在讀是研究。一邊研究一邊做筆記。同時，我買來大量的哲學論著、文學名著慢慢地"消化"。這些，會有助於我將文章編輯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個月，我基本上是在閱讀和幫別的編輯抄寫稿件中度過的。幫別人抄寫稿件有個好處，就是學習別人怎麼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標題和編後的製作等等。這是最簡單的"偷師學藝"了。
（四十三）
【深夜無眠。我咬牙對自己說：你一定要挺住！你沒有退路！你自己的腦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萬事開頭難，開頭真難。
第二個月，編輯部主任關前帶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與南京走了一趟。關老師給我介紹了不少他的作者給我認識，我見了不少人，逢人就謙恭地喊老師，就談選題。也有兩個作者答應給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來，我依然沒拿到一篇稿子。後來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給我這個新編輯的，怕我糟蹋、浪費了他們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長途電話給上海一位在《知音》上發表過不少文章的某老師，向他約稿。某老師先不談稿子的事情，卻婉轉地問我："小趙啊，聽說你學歷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編輯不容易吧？"我馬上謙虛地說："這都是《知音》給我的機會。"某老師話鋒一轉，"你以前從來沒做過編輯的工作，你會編輯稿子嗎？會做引文嗎？會做小標題嗎？"
這時，我依然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快，這種問題，我雖然聽得不多，但有如此疑問的人一定不少。我說："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麼都會的，只要肯學，就沒什麼學不會的啊！"
這個時候，我明顯聽到電話里傳來一聲輕笑，那笑與一般的笑不一樣，是帶著鼻音的、短促的一聲"哼"，是那種讓人一聽就知道是不屑和輕蔑的笑。"知音這樣下去，能辦得好嗎？"某老師像是自言自語說出了這句話。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語就好了，偏偏讓我聽到了。我的臉"刷"地紅了，我抑著氣說："某老師，你忙吧，不打擾了。"我正準備放下電話，某老師的話又傳了過來："小趙啊，我跟你們那裡的幾個編輯都很熟，他們老纏著我要稿子，你嘛，我就無能為力了……"我說"謝謝，不用了"，迅速掛掉了電話，我怕自己沒出息的眼淚會掉下來了。
難怪我剛來時，關老師就對我說：好多人都看著你呢，你一定要好好乾。
5月中旬，中央電視台《半邊天》節目播出了以我為主的打工妹專題片。一時間，我的電話信件不斷。人們都很好奇，無一例外地詢問，我是如何從一個唯讀到國小畢業的打工妹成為一名記者、編輯的。這些來信來電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壓力，現在不僅是少數的幾個人在看著我了，而是全國人都在看著我了。如果我幾個月後因工作無法展開，而被《知音》辭退的話，我顏面何在？後路何在？
深夜無眠。我咬牙對自己說：你一定要挺住！你沒有退路！你自己的腦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個月，我單獨出差去了北京，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兩眼一抹黑。北京對一個陌生人來說太大了，大得感覺自己像個螞蟻，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個角落裡爬來爬去，還很難辦成什麼事情。
我是奔著北京幾位和我同時參加過香港和泰國的筆會的作者們去的。我們在海外又是親密合影，又是談笑風生，還約定我以後有機會去了北京，他們請我吃飯什麼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後，打了那麼多電話，有些人不是說忙，就是說手頭沒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嚴欣久老師給我介紹了十多位北京的寫手。（勵志名言 ）至今還記得，那位可以做我媽媽的嚴老師，在電話里不厭其煩地告訴我一個個作者的電話，聯繫地址等等，還親自幫我一個個打電話跟作者先通了氣。雖然嚴欣久老師也沒給我寫過稿子，但她的熱情幫助我至今難忘。有些人，雖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許會讓你銘記一輩子。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為沒有經驗，儘管我頻頻出差，依然沒有收穫。有時組回一堆稿子，到報選題的時候，才發現都是不痛不癢的，跟其他同事的題材比起來，簡直是一堆垃圾。三個月眼看就要過去，我焦頭爛額！
第四個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鄉啊！我希望在那裡會有所收穫。果然，故鄉沒有使我失望。回去後，我找到了蕪湖市文聯的王永祥老師和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張國軍法官，他們又介紹我認識了蕪湖政法委的王昌銀老師。王昌銀老師剛好新近寫了一個案子，題材不錯，憑直覺，我就覺得是必發稿。果然，就是這篇我家鄉發生的案子，打開了我的編輯生涯的第一炮。
對編輯來說，組稿好比買菜，菜買回來後，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風味獨特的美味佳肴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編輯出一篇好文章，不僅標題要凝練，引題要出采，編後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煉出新穎不俗的主題。這對我來說，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學習的。好在，《知音》的領導們都很敬業而隨和。當時的編輯部主任關前沒少關照我，每月編稿期間，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標題，如何寫編後，如何把一篇題材新穎但寫得很平庸的稿子編出新意來。
同樣是農村出身的雷總編也對我厚愛有加。每當稿子到了三審時，他發現某個稿子編輯沒到位，他都會把編輯輪流叫進他的辦公室，耐心細緻地為編輯講解分析這篇稿子的重點在哪裡，該如何提煉主題。有好幾次，我對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時候，雷總會這樣鼓勵我："小趙，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們都相信你會做個好編輯的，我們當初討論是否錄用你的時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種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聰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會做得更好的。"諄諄教誨如同春風拂面，給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四十四）
【我可以想像，就在我們衝鋒艇駛過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軍車的壓迫下，那一個個年輕英俊、生龍活虎的戰士已經長眠了！他們再也聽不到戰友深情的呼喚，再也看不到戰友流淚的雙眼了……】
到《知音》後不久，我就經歷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難忘的採訪。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場百年罕見的大洪災。那時我剛到雜誌社才三個多月。剛從安徽出差回來，如果我遲回來兩天，那麼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漢了。那時，連《人民日報》都用《武漢頭頂一缸水》這樣的標題來形容武漢的水患之憂。
這時，為配合全國的抗洪救災，雜誌社決定加印抗洪特刊，緊急派遣男編輯上抗洪一線搶采新聞。陳清貧是第一個報名的。我也決定不放過這一次採訪的機會，急匆匆跑到雷總辦公室，自告奮勇請求去前線採訪。可雷總卻怎麼也不答應。他說為了安全，女編輯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堅決要求去。在雷總面前，我表現出了從未有過的固執。最後，大概是被我纏得沒辦法，雷總和胡總他們商量後，決定還是讓我加入採訪小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經潰口的簰洲灣。
當時，我是隨原湖北省婦聯主席（現為湖北省副省長）蔣大國一起去的簰洲灣，時值8月，武漢那幾天的室外氣溫高達40多度，我到簰洲灣的當夜就病倒了，該死的偏頭痛又犯了，頭痛欲裂，喉嚨不知為何也潰爛了，無法吞飯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鏡子照了照喉嚨，發現喉嚨裏白白的，以為是白喉，嚇壞了。當地的婦聯幹部四處為我找藥，但也無濟於事。婦聯幹部擔心我的安危，勸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漢去醫院看病。可這是我第一次採訪啊，我怎麼能當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著消炎藥，每天硬挺著到處跑。
當時，招待所里還住著幾位解放軍某舟橋旅部隊的官兵。我請求他們將我帶進水裡，配合我的採訪。在我的軟磨硬泡下，他們答應了。
那是我至今都無法忘懷的悲壯刻骨的一幕：衝鋒艇在洪水裡突突地行駛著，我穿著橘紅色的救生衣，戰士們滿臉肅穆，渾濁腥臭的水上漂浮著各種動物的屍體，有些動物的腸子都漂了出來。水面上不時掠過一座座房屋的頂，那些高高的義大利楊樹也只剩下一米來高的樹梢，有幾隻大難不死的雞淒涼地蹲在樹梢上。我對戰士們說："我們把雞救回去吧。"他們搖搖頭："不可以的，它們身上現在沾滿了細菌病毒，帶回去就是禍害。"我不由為這幾隻可憐的雞們哀痛起來，其實，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幾隻雞呢！
衝鋒艇開到潰堤的地方時，我聽到衝鋒艇上的戰士們小聲地喊起了"楊德林""葉華文"的名字，聲音低沉哽咽。我問他們在喊誰，他們說："是我們犧牲的戰友的名字，希望他們能聽到呼喚，漂浮起來，好把他們帶回去……"
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掉下來，是滾落下來的。戰士們也一邊喊著戰友的名字，一邊哭。衝鋒艇上有四個人，四個人的眼淚成串成串地滾落著……在這個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什麼呼喚比這更淒涼刻骨，更讓人揪心落淚的了！在我們衝鋒艇駛過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軍車的壓迫下，那一個個年輕英俊、生龍活虎的戰士已經長眠了！他們再也聽不到戰友深情的呼喚，再也看不到戰友流淚的雙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輛打撈起來的軍車那裡。那輛側翻著的軍車裡灌滿泥沙，在駕駛室里，赫然躺著一條未拆封的"紅金龍"香菸。一位正在現場的舟橋旅部隊的參謀含淚向我介紹："這是八一建軍節那天，上級領導慰問部隊時給戰士們發的，戰士們沒捨得抽，說是要圓滿完成這次抗洪搶險任務後才抽個痛快，沒想到，他們永遠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連續高燒，沒吃一口飯，全靠喝水。換在平時，病成那樣的我肯定會臥床休息的。但在那場悲壯的戰鬥里，我的這點病痛與那些為抗洪犧牲的官兵比起來，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採訪抱樹8個多小時而倖存的6歲女童小江珊時，我再次為這個大難不死的孩子的頑強生命力而唏噓。那個腦門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為每天被記者追著採訪，已經一點也不畏懼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帶著點頑皮和好奇。無論我問什麼，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沒有一點害怕和悲傷。也許她還沒意識到，在這場洪災中，她的媽媽、奶奶和兩個姐姐永遠地去了。當我問到她，最後一次看到奶奶是什麼印象時，剛剛還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聲了，接著，眼淚掛上了臉頰，我十分後悔問了這個刺痛幼小心靈的問題，但是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問"啊……小江珊是眼睜睜看著奶奶被水沖走的，奶奶原本與她爬在一棵樹上，但奶奶畢竟老了，在洪水的沖刷與浸泡中早就沒了力氣，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點時，一個浪頭卻把奶奶卷進了水中，剎那間，親愛的奶奶不見了……
我無法想像，這殘酷而悲痛的一幕會在一個6歲女童的幼小心靈里刻下怎樣的烙印？災難是殘酷的，更殘酷的是災難留給我們精神上的後遺症。
但願小江珊能把這場噩夢儘快忘卻，但願她的人生從此平安快樂！
5天後，我從簰洲灣回到了單位。同事們一看我，就驚訝地說我又黑又瘦。陳清貧也回來了，他去了當時最危險的公安縣，被圍困在水中7個小時，差點就"光榮"了。後來我才知道，單位領導為了我的安全，才將我安排到已經潰堤、但與其它洪區相比卻相對"安全"的簰洲灣。其他幾位男編輯也去了不同的洪區，採編回了不少感天動地的好素材。
很快，《簰洲灣，英勇悲壯的簰洲灣》一文發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當我讀到又我采寫的那一段時，依然會淚流滿面。
當年，我和陳清貧都被武昌區人民政府評為抗洪搶險先進個人。
這段特殊的採訪經歷成了我記者、編輯生涯中最最難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麼是生命的張力，什麼是愛的奉獻，什麼是人間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