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年輕的朋友們：
我今天要講的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全世界一年大概有四億的兇殺案，殘忍得很，很多家庭都感覺到很悲哀。他們親愛的人被謀殺了，所以我們公安人員跟刑警偵查人員的責任很大，就是要替那些不能講話的人講話，有些時候無辜的人被詆毀了，那只有我們做刑偵的人員，有勇氣能跟他們講話。
很多人以為O·J·辛普森這個案子是世紀大審，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案件。它發生在大概1994年七月，一天晚上十點多鐘，有一個人帶著狗散步，看到一個女孩子躺在地上，滿地都是血，馬上就報警了。警察到了以後，很快就發現死者是O·J·辛普森的前妻，叫做妮可爾。妮可爾被插了八刀，一個男孩子叫做羅納德·高德曼，他在餐館裡面做服務員，被殺了十七刀。當時洛杉磯警方很快的就認為O·J·辛普森是兇手，但是抓了以後發覺很多的物證不全，當時O·J·辛普森請了好多個有名的律師，馬上來找我，我就跟他講，很忙很忙沒有時間，但是他們找不到我就找到我媽媽。很少人知道，我在大概六、七歲的時候，我父親就去世了，母親扶養我們十三個兄弟姐妹長大，她老人家連中學都沒有畢業，但是她一直跟我們講要用功要努力。我們十三兄弟姐妹每個人，讀大學，研究院，讀畢業，每個人都有一個專長。人家問我最尊敬的人是誰，我說是我媽媽；他們也問我，最怕的人是誰，我說也是我媽媽。所以他們找不到我演講，辦案，就找到我媽媽。我媽媽就跟我講，你應該去看看，到底是不是他殺的，是他殺的，就應該負責，不是他殺的，就應該主持公道。我們到了那裡以後，發現第一現場非常凌亂，洛杉磯警方收的物證，兩滴血，一滴是乾的，一滴是濕的，從這一個蛛絲馬跡，我們看出這兩滴血有問題。經過化驗DNA（基因）雖然是O·J·辛普森的，但是這個血不是當天殺人的時候留下來的，從這開始以後發現了很多的問題。為什麼出現了兩種鞋印，假如是O·J·辛普森一個人殺人，在現場應該是一個鞋印，再加上十點半是兇殺案開始的時間，十一點鐘O·J·辛普森坐在一個禮車到洛杉磯的飛機場，所以十點到十一點一共三十分鐘，時間太緊，告訴我們不可能，這個案子後來陪審團判決他無罪。
很多人以為我生下來就立志做一個刑偵專家，其實我今天也要自首。我在中學的時候希望打籃球，天天練籃球，我很快樂，所以我就去見教練。教練看了一眼說，你長高兩尺再來看我。我以為兩尺嘛，天天回去練，但是幾個月之後，我發現這不可能的，因為我沒有姚明的DNA，怎麼可以長到七尺。所以我常常講，使不可能變成可能，第一件事很簡單，我們要自我評審，要對自己最忠實。你問自己，我最喜歡做什麼？我的能力是什麼？我能做什麼？你假如能夠自己評審了以後，你就要自我學習，所以我常常鼓勵年輕人一定要去上大學。大學教育太重要了，我假如沒有完成我的大學教育，雖然我會破案，今天也不會在國際出名。但是大學教育不是能保證你就能成功，大學教育好像買一個火車月台票，只是給你有機會進月台，但是上哪班車，去哪個方向，到哪一站下車，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有了根基以後，那你就要研究發展，你就要看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能夠提高，所以我常常叫年輕人一定要夢想，你才有未來，然後要有信心，那你才能有力量，你才能使不可能變成可能。
怎麼使不可能變成可能，我的戀愛故事也是使不可能變成可能。當時我在台灣在做刑官，在台北市警察局，很年輕，我一天到晚工作十六個小時。我做刑官，底下有一百多位同事，他們也要跟著工作，他們就開了個會，這個小伙子要給我們累死了，假如給他找了個女朋友，他就不會這麼認真了。所以凡是到警察局來延期護照的女生，他們都說這個要去見李刑官。但是我也不傻，一個禮拜之後，我說這個是陰謀，我說以後不準把女生帶來，你們自己解決。但是有一天，一個警員帶著我太太進到我的辦公室說，她三年沒有延期，我說三年就關七天，罰五百塊，去處理處理。結果警員說，刑官，這個女生一直在哭，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你親自處理吧。我說這個還不會，就關七天就是啦，進來進來，那麼一看就一見鍾情了，所以我們就結婚了。所以她說我雖然沒有關七天，她被我關了五十六年，因為我們結婚五十六年。我在警官大學剛剛畢業了，我答應我媽媽，要念完博士再結婚，這是我惟一一次違反我媽媽的命令。因為人一生，你很難碰到一個理想的伴侶，很重要你找一個伴侶，不是說肉體上的愛，或者她家裡有錢，或者有地位，你找一個伴侶是終生的朋友，就是你在痛苦的時候，有一個人可以安慰你，你在快樂的時候，有個人會跟你一起慶祝，你在很孤獨的時候，她會默默無聞地陪著你。
當然你們今天到這裡()來，都希望我能講一些故事，那這個故事呢，是個很殘忍的案件。在1973年12點鐘的時候，有人看到一個男人，追著一個女孩子到了九樓，殺了她一刀逃走了。警方抓了四個人，但是找不到證據，都一個一個撤放了。那個案件一直沒有破，她的爸爸開了個修車廠，給所有的財產都用在為女兒伸冤破案。剛開始的時候，他在當地的報紙全版登廣告，今天是我女兒被謀殺的第232天，案子還沒有破，懸賞獎金一百萬。大概二十年前，他來看我，跪在地上，「李博士，我太太死了，就這個女兒，希望你能幫我們，我已經絕望了」。他已經絕望了，我聽了很難過，這種沉案，積案，在美國大概是30%的案件沒有破，這些案件，多少家庭在等著正義的來臨，所以我們就給這個案件重新調出來，重新調查，在死者的車的後邊，發現了一個紙巾盒，上面有一些血。我們重新用化學試劑，找到一些指紋，那指紋放到我們的資料庫沒有比對到。我還記得，我身上都帶著那個指紋照片卡，每到一個地方講學，辦案，我就叫當地的警察局去找一找。我到英國，蘇格蘭，到蘇聯，到每個國家都叫他們找一找都沒有找到。大概十年前，早上四點鐘我一個工作人員吵醒我說，博士啊、博士啊，比到了，原來那個殺人犯在周末追打一個女人被抓了，他的指紋進到檔案就比到了，所以這個案件破了。但是五年前，五年前她爸爸在病院裡邊癌症死了，他在死前還打電話給我，李博士請不要忘記，我女兒的兇殺案。
雖然我不能告訴johnSarah，你女兒的案件破了，但是他在天之靈他會知道，我們這世界上有這些辛勤的警察，公安人員在不斷地努力，為無辜人講話，為正義講話，這就是使不可能變成可能，謝謝各位，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