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演講，哈佛的「最後一課」

在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畢業典禮都是一場「重頭戲」.它們講究排場，大多還蘊含著歷史與傳統。這在哈佛這所美國最古老的大學裡更是展露無遺。

我們的畢業典禮總是定點在「三百年劇場」,它位於哈佛紀念堂與懷德納圖書館之間那片無邊綠茵中。通常，哈佛每年會有兩個演講：一是畢業紀念日演講，一是畢業典禮演講。前者先於後者，並且專屬於哈佛學院應屆畢業生，演講嘉賓由大四學生委員會物色。這種演講一般被稱作「搞笑演講」,一些著名諧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講中所講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話，讓我們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長臉紅。

而使全體畢業生如沐春風的畢業典禮演講，則幾乎永遠都是「嚴肅」的，它由哈佛校友會敲定演講人選。校方行政管理人員做不了主，誰來演講還得看學生、校友的意願，得體現出他們的興趣與價值取向。有人為此會說畢業典禮演講是觀測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標」.

你腦海中浮現的演講可能是一場勸誡畢業生去做未來領袖、主宰世界的說教，可是，哈佛畢業典禮演講者最不可能鼓勵我們去憧憬、去實現做人目標。

我2007年畢業時，畢業紀念日演講嘉賓是前總統比爾·柯林頓，畢業典禮演講嘉賓是比爾·蓋茨。一個曾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另一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二人如果不講權和錢，會講什麼呢？

柯林頓提到一個概念：「ubuntu」.意為「我因你而成」.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會的一分子。他亦談及我們不應將自身視為個體去追逐個人的成功，而應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奮鬥。非洲的愛滋病不是只屬於「非洲」,印度尼西亞的海嘯不是只屬於「印度尼西亞」——我們思考時不應將其看作「他們」,而應視為「我們」.他敦促我們「花儘可能多的時間、愛心與精力去考慮那99.9%的人」.

比爾·蓋茨講了自己與妻子梅琳達如何捫心自問「以我們所擁有的資源，怎樣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這一歷程。他致力於推進創新型資本主義。在其中，市場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務於貧困者，極具說服力的闡釋：如何利用紛繁複雜、讓企業與政府獲益的現代科技與創新，在開發中國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他向我們發出挑戰：以你們過硬的文憑、才智和天賦，能否應對重大的全球問題，為更多人的幸福貢獻力量。他也為我們送上離別的祝願：「我希望，你們將來評價自己的標準，不單單是以職業上取得的成就，也包括你們為改變這個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們如何善待那些遠隔千山萬水，除了同為人類之外與你們毫無共同之處的人們。」

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兩場如出一轍的演講。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但我會問：為什麼不是這樣？我們，作為穩拿「好工作」的頂尖大學畢業生，有年輕的活力，有社會的認可——我們沒什麼輸不起的。我們也許以為自己所向披靡、高人一等，從而面臨迷失自己謙遜與對全人類同理心的危險。但也恰恰由於這種優勢，我們隨時能以最佳準備狀態服務於最富挑戰性的願景，投身於最具挫折性的目標。這不是要我們犧牲健康、財富或快樂去為其他人做牛做馬，事實上，我們應該並且必須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有所行動，這不只是藉由個體層面的同情與憐憫，還包括在夢想和卓越層面上進行革新與創造。我們不必放棄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我們可以通過為更多人幸福的奮戰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認為，像名校的畢業生，身處一個獨特而資源豐富的位置，就該為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為未來一代又一代人賴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我盼望全世界畢業生們，同樣接受這一挑戰，放低身段並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