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忽然有個青年來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樸野，不待開口，我就估想他是來自我的家鄉。接談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瀘溪縣人。來作什麼？不讓家中知道，考音樂學院樂曇才十九進二十，走出東車站時，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樣，抬頭第一眼望望前門，「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來時，北京還不到七十萬人，現大已增過四百萬人。北京的發展象徵中國的發展。真的發展應從解放算起。八年來政府不僅在市郊修了幾萬幢大房子，還正在把全個紫禁城內故宮幾千所舊房子，作有計畫翻修，油漆彩繪，要做到煥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機關、學校、工廠、研究所，新房子裡每一種會議，每一張藍圖完成，每一台車床出廠，都意味著新中國在飛躍進展中。正如幾年前北京市長提起過的，「新中國面貌的改變，不宜用十天半月計算，應當是一分一秒計算。」同時也讓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視民族文化遺產，保衛民族文化遺產，只有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領導國家時，才能認真作到。北京是六億人民祖國的心臟，脈搏跳動得正常，顯示祖國整體的健康。目下全國人民，是在一個共同信仰目的下，進行生產勞作的：「建設祖國，穩步走向社會主義。」面前一切困難，都必然能夠克服，任何障礙，都必需加以掃除。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才作得到這樣步調整齊嚴肅，有條不紊。
我離開家鄉鳳凰縣已經四十年，前後曾兩次回到那個小縣城裡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離開湘西時，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是軍閥殘殺人民，芷江縣屬東鄉，一個村鎮上，就被土著軍隊用清鄉名義，前後屠殺過約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縣曾普遍栽種鴉片煙，外運時多三五百擔一次。本地吸菸毒化情況，更加驚人，我住過的一個部隊機關里，就有四十八盞煙燈日夜燃著。好可怕的存在！現在向小孩子說來，他們也難想像，是小說童話還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時，看到的地方變化，是煙土外運已改成嗎啡輸出，就在桃源縣上邊一點某地設廠，大量生產這種毒化中國的東西。這種生財有道的經營，本地軍閥不能獨占，因此股東中還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遠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碼頭的流氓頭子。這個毒化組織，正是舊中國統治階級的象徵。做好事毫無能力，做壞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時，正是舊軍閥割據時期。軍閥彼此利益矛盾，隨時都可在國內某一地區火併，作成萬千人民的死亡、財富的毀滅。督辦大帥此伏彼起，失敗後就帶起二三十個姨太太和保鏢馬弁，向租界一跑，萬事大吉。住在北京城裡的統治上層，生活腐敗程度也不易構想。曹錕、吳佩孚出門時，車過處必預灑黃土。當時還有八百「議員」，報紙上常諷為「豬仔」，自己倒樂意叫「羅漢」。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於個人或集團利害易起衝突，在議會中動武時，就用墨盒等物當成法寶，相互拋來打去。或扭打成傷，就先去醫院再上法院。政府許多機關，都積年不發薪水，各自靠典押公產應付。高等學校並且多年不睬理，聽之自生自滅。但是北京城內外各大飯莊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卻生意興隆，經常有無數官僚、議員、闊老，在那裡交際應酬，揮金如土。帝國主義者駐京使節和領事，都氣焰逼人，擁有極大特權，樂意中國長處半殖民地狀態中，好鞏固他們的既得特別權益，並且向軍閥推銷軍火，挑撥內戰。租界上罪惡更多。社會上因之又還有一種隨處可遇見的人物，或是什麼洋行公司的經理、買辦、科長、秘書，又或在教會作事，或在教會辦的學校作事，租界使館裡當洋差……身分教育雖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況，卻或多或少有點懼外媚外，恰像是舊社會一個特別階層，即帝國主義者處心積慮訓練培養出的「夥計」！他們的職業，大都和帝國主義者發生一定聯繫，對外人極諂，對於本國老百姓卻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過高等教育，其實只增長了些奴性，淺薄到以能夠說話如洋人而自豪，儼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層。有些教會大學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乾媽為得意，即以大學生而言，當時寄住各公寓的窮苦學生，有每月應繳三五元一伙食宿雜費用還不易措置的。另處一些官僚、軍閥、地主、買辦子弟大學生，卻打扮得油頭粉臉，和文明戲中的拆白黨小生一樣，終日遊蕩戲院妓院，讀書成績極劣，打痲將、泡土娼，卻事事高明在行，日子過得逍遙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鄉中就有這種大學生，讀書數年，回去只會唱《定軍山》。社會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專家或好學生，在那麼一個社會中，卻不能發揮專長，起好作用。總之，不論「大帥」或「大少」，對人民無情都完全相同，實在說來，當時統治上層，外強中乾，已在腐爛解體狀態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錯了，等待人從頭作起。凡受過五四運動影響，以及對蘇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認識的人，都肯定這箇舊社會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過，國家也才像個國家。一切的確是在重新安排中。
時間過了四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億萬人民革命火熱鬥爭中，社會完全改變過來了。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地主、買辦……大帥或大少，一堆骯髒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燒毀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變，也看到中國的新生。飲水思源，讓我們明白保護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國決不能退回到過去那種黑暗、野蠻、腐敗、骯髒舊式樣中去。
去年冬天，因全國政協視察工作，我又有機會回到離開二十三年的家鄉去看看。社會變化真大！首先即讓我體會得出，凡是有一定職業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無不感覺到工作莊嚴的意義，是在促進國家的工業建設，好共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越到鄉下越加容易發現這種情形。他們的工作艱苦又痲煩，信心卻十分堅強。我留下的時間極短，得到的印象卻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條美麗小河，連線新舊兩區，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萬千下鄉入市的人來回渡過，自己卻不聲不響。我曾在河岸高處看了許久，只覺得景象動人。近來才知道弄渡船的原來是個雙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轄十縣，經常都可發現一個白髮滿頭老年人，腰腿壯健，衣服沾滿泥土，帶領一群年青小伙子，長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個小鐵錘這裡敲敲，那裡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復過來了，還預備把十縣荒山曠野石頭中的蘊藏，也一敲醒轉來，好共同為社會主義服務！僅僅以鳳凰縣而言，南城外新發現的一個磷礦，露天開採，一年挖兩萬噸，挖個五十年也不會完！含量過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給自治州各縣農業合作社，將來還可大量支援洞庭湖邊中國穀倉的需要。這個荒山已經沉睡了千百萬年，近來卻被丘振老工程師手中小錘子喚醒！不論是雙目失明的渡船夫，還是七十八歲的老工程師，活得那麼紮實，工作得那麼起勁，是為什麼？究竟是有一種什麼力量在鼓舞他們，興奮他們？可不是和億萬人民一樣，已經明白自己是在當家作主，各有責任待盡，相信照著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對，事情一定辦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犧牲，是為這一代青年學習和工作，開闢了無限廣闊平坦的道路，這一代的勤勞辛苦，又正是為下一代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國的人民——老年、中年、壯年、青年和兒童，都活在這麼一個嶄新的社會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勞動，投到國家建設需要上，而對之寄託無限希望，試想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社會！把它和舊的種種對照對照，就知道我們想要讚美它，也只會感覺得文學不夠用，認識不夠深刻。哪能容許人有意來誹謗它，破壞它。
就在這麼社會面貌基本變化情況下，住在北京城裡和幾個大都市中，卻居然還有些白日做夢的妄人，想使用點「政術」，把人民成就抹殺，把領導人民的共產黨的威信搞垮。利用黨整風的機會，到處趁勢放火。
當鳴放十分熱鬧時，曾有個青年學生，拿了個介紹信來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張恨水和我三個人名字。說上海一家報紙要訊息，以為我多年不露面，對鳴放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必代為寫出上報鳴不平。人既來得突然，話又說得離奇，並且一個介紹信上，把這麼三個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處處證明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誰，現在又正在幹什麼。我告他，「你們恐怕弄錯了人」，就說「不錯不錯」。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兩位都不相熟」，就說「那是隨便填上的」。一個介紹信怎麼能隨便填？後來告他我年來正在作絲綢研究工作，只擔心工作進行得慢，怕配不上社會要求。如要寫文章，也有刊物登載，自己會寫，不用別人代勞，請不用記載什麼吧。這一來，連身邊那個照相匣子也不好打開，磨了一陣，才走去了。當時還只覺得這個()青年過分熱心，不問對象，有些好笑，以為我幾年來不寫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許多意見憋在心裡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過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為簡直無從下手，唯有新中國才有機會來這麼作，為新的中國絲綢博物館打個基礎。目下作的事情，也遠比過去我寫點那種不三不四小說，對國家人民有實用。現在想想，來的人也許出於一點熱情，找尋火種得不到，失望而去時，說不定還要批評我一句，「落後不中用」。
我幾年來在博物館搞研究工作，得到黨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勵，因為工作正是新中國人民共同事業一部分，而決不是和社會主義相違反的。新中國在建設中，需要的是扎紮實實、誠誠懇懇、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專家知識分子，不要玩空頭弄權術的政客。
我為一切年青人前途慶賀，因為不論是遠來北京求學的青年，或是行將離開學校的家庭，準備到邊遠地區或工廠鄉下從事各種生產建設的青年，你們活到今天這個嶄新社會裡，實在是萬分幸運。我們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們都不會遭遇。你們如今跟著偉大的黨，來學習駕雙鋼鐵，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僅僅是完成建設祖國的壯麗輝煌的歷史任務，同時還是保衛世界和平一種巨大力量，更重要是也將鼓舞著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爭解放各民族友好團結力量日益壯大。打量作新中國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們常說學習不知從何學起，照我想，七十八歲丘振老工程師的工作態度和熱情，正是我們共同的榜樣！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