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回國了，先在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英文和語言學。在萊比錫時，我已讀了許多的中國書，並努力研究中國語言學，頗有所得，因在萊比錫和柏林兩地都有很好的中國圖書館，而由後一處又可以郵借所需的書籍來套用。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用功也。
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於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恆被人視為那「異端之家」（北大）一個激烈的分子。那時北大的教授們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我是屬於後一派的。當這兩個周刊關於教育部與女子師範大學問題而發生論戰之時，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那裡真是一個知識界發表意見的中心，是知識界活動的園地，那一場大戰令我十分歡欣。我也加入學生的示威運動，用旗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警察雇用一班半赤體的流氓向學生擲磚頭，以防止學生出第三院而遊行。我於是也有機會以施用我的擲棒球技術了。我以前在外國各大學所錯過的大學生生活，至是補足。那時，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極尊重出版和開會的自由。國民黨也是學生運動的後盾，現在南京國民政府有幾位要人便是當年學生示威運動之主腦和領袖。
在這時期還有兩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圍堵請願的學生，槍殺兩位女生及傷殘五十多個學生。他們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鐵鏈，等候學生抗議遊行到執政府，然後關起外門揮鞭動劍，在陷阱中置他們於死地。那時的情景值得一篇特寫文章。我個人親見一個女生（劉和珍）於下午一點鐘時安放在棺木內，而在十二點時，我還看見她歡天喜地的遊行和喊口號呢。還有一宗大事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出殯——這事令我震動於心比其他甚麼事都厲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間，狗肉將軍張宗昌長驅入北平，不經審訊而槍殺兩個最勇敢的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那時又有一張名單要捕殺五十個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訊息外傳，我即躲避一月，先在東交民巷一個法國醫院，後在友人家內。有一日早晨，我便攜家眷悄然離開北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廈門大學惹起一場大風潮，直至我不能再在那裡安身，就於民十六年春間離開，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服務。我不能不把這一章紀事刪去，只能說我那時身任外交部秘書，住在鮑羅庭的對門，不過我還沒有見過鮑羅庭或汪精衛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