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傾向於過高估計了激情的作用。從我國的戲曲中可以看出我們是一個富於戲劇化激情的民族，動不動是緊鑼密鼓、大吹大擂、大忠大奸、氣急敗壞；動不動是揮刀斬去、一頭撞死、當場拿下或立馬下跪。也可能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人民壓抑太多，需要在舞台上大轟大嗡一番。近百年中國的劇烈變動與天翻地覆的革命更是充滿了激情。也許可以說，沒有激情就沒有革命。這樣的激情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正義的與偉大的。但是僅僅靠激情卻無法解決經濟與社會建設的諸多問題。1958年的大躍進也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歲月，叫做「火紅的年代」。火紅則火紅矣，激情衝破天則衝破天矣，三年超英五年超美的雄心壯志卻沒有能實現，躍進了半天，最後是遍及全國的大饑荒。
到了「文革」當中，感情激情更是提到了壓倒一切的程度。林彪說什麼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感情學，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提倡蒙昧主義與信仰主義，取消科學的思辨與實踐的檢驗，用愚忠愚孝取代對於客觀規律的總結與認識。那時候的口號很多是經不起推敲的，例如一切為了毛主席，例如誓死扞衛中央文革，例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更要執行。這些荒謬的東西作為理論的命題與政治的口號都是不可理喻的、破綻百出的、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只能用什麼感情云云毫不講理地硬灌下去。
如此這般，煽情成為我們的不僅是文學藝術而且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特徵。我們的有些會議也是這樣的，一個主張應者寥寥，或是眾說紛紜，忽拉一下子提出了不少不同見解，於是負責人便大光其火，一發脾氣，一通百通，一順百順了。這叫人看著有點老孩子氣，給人一種始終長不大的感覺。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期，我們的政治政策術語有時候相當感情化、文學化、比喻化，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和風細雨」，這些更像一個抒情口號或一個修辭方式而不像一條政治路線。而我們的文藝研究卻充滿著政治術語，如傾向、矛頭、影射、用心等，這是一個很有特點也很有趣的文化現象、語言錯位現象。
現在弄得我們的文壇與學術論壇也動輒動感情，以澎湃的卻常常是簡單化的自我化的一廂情願的抒情代替邏輯的推理與實踐經驗的分析，動輒作極致語悲情語牛皮語念念有詞狀，動輒作悲壯狀孤獨狀勇敢狀偉大狀，卻少有什麼扎紮實實的建樹，我們吃這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煽情家的虧還少嗎？
正因如此，我們要()特彆強調理性，強調冷靜，強調全面與遠見。這不是技巧問題處世奇術問題人情練達問題也不是單純的智慧問題智商問題，在大言欺世與真實無欺，迎合煽乎與入情入理，風頭火爆與埋頭苦幹，狹隘偏執與海納百川，盲目哄鬧與慎重負責之間的選擇，不僅是智商的選擇也是人格與道義的選擇。
現在回過頭來說逆境下的情感控制。問題在於，愈是逆境之下，愈要控制自己不要激動，不要發火，不要過度悲傷，不要過度反應。我無意貶低情感在人生的一切活動中的作用，文章不是無情物，作為一個在文字中討生活的人，怎麼能不要情感呢？然而，任何一個人的情感都不是單一的與單向度的，悲哀之中應該會有一種與之抗衡的提醒自己要挺得住的堅強，失望之中會有一種不甘心的再來一次的頑強，至少會有一種滿不在乎的瀟灑豁達，憤怒之中會有一種且咬緊牙關的自信，險惡之中除了恐懼也會有一種戰而勝之克而服之的決心。正像人會情不自禁地出現消極悲觀埋怨直至自暴自棄的不良情緒一樣，人碰到了痲煩碰到了不順利，也會激發出豪邁和英勇、沉穩和冷峻、尊嚴和俠義、慷慨和悲壯以及不惜一搏、不惜獻身，但絕不輕舉妄動的浩茫心緒。人的感情其實也是一個或一組雜多的統一，是相悖而又相成的整體，感情也需要一個合理的架構，合理的分布，合理的配置，而不是一味地火上澆油。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力爭以清明的理性駕御自己的感情，以比較積極、比較健康的感情統領感情的全部，在必要的時候，一個五尺之軀里，可以容納感情的十二級颱風。一個真正的人，一定會尋找到咬緊牙關，不哭不笑而要理解，天塌下來頂得住，打碎了牙齒吞下去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