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批判之批判
在盤點20世紀中國文學時，我們都發現了這個奇蹟：魯迅寫的小說作品最少，但影響最巨。他沒有我們當下作家的一種恐慌：倘無巨製，即非大家。他就憑著一本中等厚度的中短篇小說集，高踞在當代中國小說的峰巔。而且未曾受惠於任何市場炒作，先生本人也沒上過電視，何故？
倘若從文化角度去看，這奇蹟的根由便一目了然，就是他那獨特的文化的視角，即國民性批判。
作家的眼睛死盯在人的身上。所以，他從這文化視角看下去，不只看到社會文化形態，更是一直看到人的深在的文化心理。那麼接下去便是他獨有的一種創造：將這文化心理，鑄造成一種文化性格，一種非常的人物來；這種人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性人物，也不是現實主義文學中的典型人物。他這種人物的個性，全是中國國民共有的劣根性。他是把一個個國民的共性特徵，作為個性細節來寫的。這就使他筆下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蓋性。比如阿Q——在現實中絕對沒有這種人物存在，但在他身上卻能找到我們每個人的某一部分的影子。
進一步說，這種共性，不是通常那種人所共有的人性，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是一種文化的特性。我曾經用過一個"文化人"的詞語，來述說這種特殊的人物。這裡所說的"文化人"，不是"有文化的人"的概念。這個"文化人"是指特有的文化鑄成的特有的文化性格。這種性格放在小說人物身上是一種個性，放在小說之外是一種集體性格。當一種文化進入某地域的集體的性格心理中，就具有頑固和不可逆的性質。倘若逆轉，極其緩慢。它屬於一種根性。當然，任何民族的文化性格都是兩面的，一面是優根性，一面是劣根性。可是它像一張紙的兩面，是孿生一對生出來的，不能免掉任何一面。但作家的思維天生是逆向的；文學的本質是批判。當它面對文化性格時，肯定要先批判國民劣根性的一面。
然而，在魯迅之前的文學史上，我們還找不到這種先例。魯迅是第一位創造性地使用這個文化視角，來觀察、感受、認識、分析和批判生活，然後升華出這種獨特的"文化人"來。他的小說的人物不完全是這種"文化人"。比如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雖然具有世紀國中國人的某些集體性格特徵，但還不是純粹的"文化人"。阿Q則是魯迅自覺創造的最典型的"文化人"的形象。在魯迅的雜文中，也有這種潛在的"文化性格"屢屢出現，比如《聰明人、傻子和奴才》等等。這種人物所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學者們多有論述，本文不做重複。我只想說，我們從這個視角可以發現到其他角度無法發現的內容。比如從這裡，我們一下子找到了中國社會痼疾最本質的緣故。同時，這種極其獨特的審美形象，自然就穿過那種司空見慣的平庸的文學平面，異彩繽紛地跳躍到中國小說的人物舞台上來。
所以說，作家最關鍵的是他的視野。視野的關鍵是視角的獨特性。而文學的關鍵是視野的果實——人物。
魯迅的這種"文化人"，不是真實的而是逼真的，不是生活的再現而是深層的表現。它既是悟性的發現更是理性的創造。它專門是寫出來供"批判"用的，而這批判為了喚起國民的自省。對此魯迅心裡十分明白，做得更明白。魯迅屬於那種像法官一樣異常清醒的作家。他始終是瞪著眼看世界，和瞪著眼寫他的小說。
魯迅是充滿責任的作家。當下人們已經很討厭責任這兩個字了。其實責任就是良心。我換句話說——魯迅是個充滿良心的作家。他壓給自己的使命是剪斷古老的精神鎖鏈，喚醒世人遲鈍的心，催動國民的自審與自奮。當然，魯迅的工作並不是一步到位地直接寫給大眾看的。大眾也根本看不懂他的《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他主要想影響比較高層的知識分子，通過他們去影響一般知識分子，最後影響到大眾。他的文學最初是作用於"小眾"範圍之中的。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夠通過層層影響，直抵時代大眾，就足以表現這種思想強烈的現實意義及其力度了。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他的國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裡。這些最早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寫過不少的回憶錄式的著作。他們最熱衷的話題就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它成了西方人東方觀的根本與由來。時下，已經有幾家出版社將傳教士的這一類著作翻譯出版。只要翻一翻亞瑟·亨·史密斯的《中國人的性格》，看一看書中那些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全面總結，就會發現這種視角對魯迅的影響多麼直接。在世紀初，中國的思想界從西方借用的思想武器其中之一，就是國民性批判。通過魯迅、梁啓超、孫中山等人的大力闡發，它有如針芒扎在我們民族的脊背上。無疑對民族的覺醒起過十分積極的作用。我這話是說，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來源於西方人的東方觀。他的民族自省得益於西方人的旁觀。一個民族很難會站到自己的對面看自己。除非有個對方，便從對方的瞳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但魯迅筆下的"文化人"決不是對西方人東方觀的一種圖解與形象化。他不過走進一間別人的雕塑工作室，一切創造全憑他自己。魯迅從這特殊的文化視角進入中國社會的深層，也就是進入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淋漓盡致地抒展他的發現與批判的才能。他找到傳統社會身體上所有的壓疼點與病灶。文學的批判功能被他發揮到極致。由於20世紀初的中國是個社會更迭的時代，社會命題攸關每一個人的生存，沒有給人多少"私人化"的空間，魯迅的文學作用便變得至高無上。
可是，魯迅在他那個時代，並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分析里所埋伏著的西方霸權的話語。傳教士們在世界所有貧窮的異域裡傳教，都免不了居高臨下，傲視一切；在宣傳救世主耶穌之時，他們自己也進入了救世主的角色。一方面他們站在與東方中國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看中國，會不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化"的思維，敏銳地發現文化中國的某些特徵；另一方面則由於他們對中國文化所知有限，並拋之以優等人種自居的歧視性的目光，故而他們只能看到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的癥結。他們的國民性分析，不僅是片面的，還是貶意的或非難的。
由於魯迅所要解決的是中國自己的問題，不是西方的問題。他需要這種視角藉以反觀自己，需要這種批判性。故而沒有對西方人的東方觀做立體的思辨。又由於他對封建文化的殘忍與頑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將一切傳統文化打翻在地，故而他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紅皂白。當然，他的偏激具有某種時代的合理性；正是這種偏激，才使他分外清晰和強烈。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說，卻不自覺地把國民性話語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義嚴嚴實實地遮蓋了。我們太折服他的國民性批判了，太欽佩他那些獨有"文化人"形象的創造了，以致長久以來，竟沒有人去看一看國民性後邊那些傳教士們陳舊又高傲的面孔。
80年代以來，中國的一批"文化電影"在西方獲得前所未有的稱許，隨之便是捧得各種世界級亮閃閃的獎牌回來。在如潮般的讚揚聲中，有一種批評極不中聽，即"這些電影都是專門拍給西方人看的"。一時，人們都認為那是左爺們僵化的過了時的濫調，哈哈一笑，不去理會。
可是，中國的事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一批以文化自審的方式關照生活的電影，之所以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於它們的思想背景巧合一般地印證了西方由來已久的文化偏見。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的東方觀總是與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那些國民性的分析一脈相承，遙遠又緊切地聯繫著。這早已經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成見。一個西方人，尤其是從來沒有來到過中國的西方人，你給他一個充滿幽默感、性格快樂的中國人形象，他也會搖頭說NO，表示不信；你給他一個呆板痳木的形象，他會叫好。而這批電影通常都沒有具體的時代背景，有點逾時空的絕對化的味道；人物被放在四面高牆之中，與各種陰影生活在一起，個個性格怪異，行動詭秘，不是性壓抑就是性變態。這種故事愈強化，愈神秘化，就愈會被西方人認做是經典的東方。因為神秘二字，正體現西方人因文化隔絕而產生的對東方的感受。我雖然不認為這批電影是有意地去"取悅洋人"，但它們的確沒有走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磁場。他們的文化指針依然對準在亞瑟·亨·史密斯的刻度上。
最後要說的是，我之所以在本文標題《魯迅的功與"過"》的過字上加一個引號，是想表明這個把西方人的東方觀一直糊裡糊塗延續至今的過錯，並不在魯迅身上，而是在我們把魯迅的神化上。這話怎麼講呢？
中國文學有個例外，即魯迅一直是文學中惟一不能批評的作家。也許由於他曾經被毛澤東欽定為"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先把它在政治上定了"革命"的性，再在前邊加上"偉大"的桂冠，他就變得神聖而不可侵犯了。有人說魯迅如果碰上"文革"，準要遭()殃，實際上魯迅在"文革"也一樣"走紅"。一個作家被奉若神明是可悲的。最有活力的作家總是活在褒貶之間的。他原本是一個勇士，卻在他的四周拉上帶電的鐵絲網。他生前不懼怕任何人責罵，死後卻給人插上"禁罵"的牌子。這一來，連國民性問題也沒人敢碰了。多年來，我們把西方傳教士罵得狗血噴頭，但對他們那個真正成問題的"東方主義"卻避開了。傳教士們居然也沾了魯迅的光！
國民性批判問題是複雜的。它是一個概念，兩個內涵。一個是我們自己批評自己；一個是西方人批評我們。後一個批評里濃重地包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它們亦是亦非地糾纏一起。儘管留下的問題十分複雜，但還得說清楚：我們承認魯迅通過國民性批判所做出的歷史功績，甚至也承認西方人所指出的一些確實存在的我們國民性的弊端，卻不能接受西方中心主義者們關於中國"人種"的貶損；我們不應責怪魯迅作為文學家的偏激，卻拒絕傳教士們高傲的姿態。這個區別是本質的——魯迅的目的是警醒自我，激人奮發；而傳教士卻用以證實西方征服東方的合理性。魯迅把國民的劣根性看做一種文化痼疾，應該割除；西方傳教士卻把它看做是一種人種問題，不可救藥。
80年代末，我嘗試使用文學來表達我對傳統文化癥結的認識與發現。我採用辮子、小腳和陰陽八卦，作為傳統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頑根性、自我束縛力和封閉性自我循環的文化黑箱的一種意象來寫。我之所以沒有像魯迅那樣把這些文化特徵轉變一種人物性格，是因為，只要我往這方面一想，馬上就覺得自己成了魯迅的仿製品。能被人模仿是傑出的，叫人無法模仿才是一種偉大和獨有的創造。寫到這裡，即刻停筆，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