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的原始住戶，據說是山西的移良，我幼小的時候，曾在去過山西的人家，見過那個移民舊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樹，這就是我們祖先最早的住處。
我的家鄉離山西省是很遠的，但在我們那一條街上，就有好幾戶人家，以長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傳下好幾輩。他們多是挑貨郎擔，春節也不回家，因為那正是生意興隆的季節。他們回到家來，我記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們到家以後，就到地里幹活，總是叫他們的女人，挨戶送一些小玩藝或是蠶豆給孩子們，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個人，我叫他德勝大伯，那時他有四十歲上下。
每年回來，如果是夏秋之間農活稍閒的時候，我們一條街上的人，吃過晚飯，坐在碾盤旁邊去乘涼。一家大梢門兩旁，有兩個柳木門墩，德勝大伯常常被人們推請坐在一個門墩上面，給人們講說評書，另一個門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紀大輩數高的人，和他對稱。我記得他在這裡講過《七俠五義》等故事，他講得真好，就像一個專業藝人一樣。
他並不識字，這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為身材高，我們都叫她「大個兒大媽」。她每天挎著一個大柳條籃子，敲著小銅鑼賣燒餅餜子。德勝大伯回來，有時幫她記記帳，他把高粱的莖稈，截成筆帽那麼長，用繩穿結起來，橫掛在炕頭的牆壁上，這就叫「帳碼」，誰賒多少誰還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撥那些莖稈兒，很有些結繩而治的味道。
他對評書記得很清楚，講得也很熟練，我想他也不是花錢到娛樂場所聽來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長年住在小旅店裡，同住的人，幹什麼的人也有，夜晚沒事，也許就請會說評書的人，免費說兩段，為長年旅行在外的人們消愁解悶，日子長了，他就記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說過一些山西人的風俗習慣，因為我年歲小，對這些沒興趣，都忘記了。
德勝大伯在做小買賣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裡。他留下一個獨生子叫鐵錘。前幾年，我回家鄉，見到鐵錘，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裡，屋裡陳設，在全村也是最講究的。他心靈手巧，能做木工，並且能在玻璃片上畫花鳥和山水，大受遠近要結婚的青年農民的歡迎。他在公社擔任會計，算法精通。
德勝大伯說的是評書，也叫平話，就是只憑演說，不加伴奏。在鄉村，麥秋過後，還常有職業性的說書人，來到街頭。其實，他們也多半是業餘的，或是半職業性的。他們說唱完了以後，有的由經管人給他們斂些新打下的糧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買賣，比如賣針，在他說唱中間，由一個管事人，在婦女群中，給他賣完那一部分針就是了。這一種人，多是說快書，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騎著一輛腳踏車，車后座做鼓架。他們不說整本，只說小段。賣完針，就又到別的村莊去了。
一年秋後，村里來了弟兄三個人，推著一車羊毛，說是會說書，兼有擀氈條的手藝。第一天晚上，就在街頭說了起來，老大彈弦，老二說《呼家將》，真正的西河大鼓，韻調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書迷，大為讚賞。第二天就去給他們張羅生意，挨家挨戶去動員：擀氈條。
他們在村里住了三四個月，每天夜晚說《呼家將》。冬天天冷，就把書場移到一家茶館的大房子裡。有時老二回老家運羊毛，就由老三代說，但人們對他的評價不高，另外，他也不會說《呼家將》。
眼看就要過年了，呼延慶的擂還沒打成。每天晚上預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書中又出了岔子，還是打不成。人們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兒聘婦要擀氈條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幾個老書迷，還在四處動員：
「擀一條吧，冬天鋪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說，你不擀氈條，呼延慶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臘月二十老幾，弟兄三個看著這村里實在也沒有生意可做了，才結束了《呼家將》。他們這部長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兩塊大磚頭那麼厚吧。
我第一次讀《紅樓夢》，是十歲左右還在村里上國小的時候。我先在西頭劉家，借到一部《封神演義》，讀完了，又到東頭劉家借了這部書。東西頭劉家都是以屠宰為業，是一姓一家。劉姓在我們村里是僅次於我們姓的大戶，其實也不過七、八家，因為這是一個很小的村莊。
從我能記憶起，我們村裡有書的人家，幾乎沒有。劉家能有一些書，是因為他們所經營的近似一種商業。農民讀書的很少，更不願花錢去買這些「閒書」。那時，我只能在廟會上看到書，書攤小販支架上幾塊木板，擺上一些石印的，花紙或花布套的，字型非常細小，紙張非常粗黑的《三字經》、《玉匣記》，唱本、小說。這些書可以說是最普及的廉價本子，但要買一部小說，恐怕也要花費一、兩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家境雖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隨便購買。我那時上學念的課本，有的還是母親求人抄寫的。
東頭劉家有兄弟四人，三個在少年時期就被生活所迫，下了關東。其中老二一直沒有回過家，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過一次家，還是不能生活，只在家過了一個年，就又走了，聽說他在關東，從事的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勾當。
家裡只留下老大，他娶了一房童養媳婦，算是成了家。他的女人，個兒不高，但長得頗為端正俊俏，又喜歡說笑，人緣很好，家裡長年設著一個小牌局，抽些油頭，補助家用。男的還是從事屠宰，但已經買不起大牲口，只能剝個山羊什麼的。
老四在將近中年時，從關東回來了，但什麼也沒有帶回來。這人長得高高的個子，穿著黑布長衫，走起路來，「蛇搖擔晃」。他這種走路的姿勢，常常引起家長們對孩子的告誡，說這種走法沒有根柢，所以他會吃不上飯。
他叫四喜，論鄉親輩，我叫他四喜叔。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從東頭到西頭，揚長地走在大街上，說句笑話兒，惹得他那些嫂子輩的人，罵他「賊兔子」，他就越發高興起來。
他對孩子們尤其和氣。有時，坐在他家那曠盪的院子裡，拉著板胡，唱一段清揚悅耳的梆子，我們聽起來很是入迷。他知道我好看書，就把他的一部《金玉緣》借給了我。
哥哥嫂子，當然對他並不歡迎，在家裡，他已經無事可為，每逢集市，他就挾上他那把鋒利明亮的切肉刀，去幫人家賣肉。他站在肉車子旁邊，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練而敏捷地搖動著，那煮熟的牛肉、馬肉或是驢肉，切出來是那樣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樣，飛起來並且有規律地落在那圓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邊緣，這樣，他在給顧客裝進燒餅的時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遠近知名的「飛刀劉四」。現在是英雄落魄，暫時又有用武之地。在他從事這種工作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層層顧客的包圍下，顧盼神飛，談笑自若。可以想到，如果一個人，能永遠在這樣一種狀態中存在，豈不是很有意義，也很光榮？
等到集市散了，天也漸漸晚了，主人請他到飯鋪吃一頓飽飯，還喝了一些酒。他就又挾著他那把刀回家去。集市離我們村只有三里路。在路上，他有些醉了，走起來，搖晃得更厲害了。
對面來了一輛腳踏車。他()忽然對著人家喊：
「下來！」
「下來幹什麼？」騎腳踏車的人，認得他。
「把車子給我！」
「給你幹什麼？」
「不給，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揚。
騎車子的人回頭就走，繞了一個圈子，到集市上的派出所報了案。
他若無其事地回到家裡，也許把路上的事忘記了。當晚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就被捉到縣城裡去。
那時正是冬季，農村很動亂，每天夜裡，綁票的槍聲，就像大年五更的鞭炮。專員正責成縣長加強治安，縣長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他槍斃，作為成績向上級報告了。他家裡的人沒有去營救，也不去收屍。一個人就這樣完結了。
他那部《金玉緣》，當然也就沒有了下落。看起來，是生活決定著他的命運，而不是書。而在我的童年時代，是和小小的書本同時，痛苦地看到了嚴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