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十六歲到安國縣（原先叫祁州）學徒，是招贅在本村的一位姓吳的山西人介紹去的。這家店鋪的字號叫永吉昌，東家是安國縣北段村張姓。
店鋪在城裡石牌坊南。門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樹。前院是櫃房，後院是作坊——榨油和軋棉花。
我從十二歲到安國上學，就常常吃住在這裡。每天掌燈以後，父親坐在櫃房的太師椅上，看著學徒們打算盤。管帳的先生念著帳本，人們跟著打，十來個算盤同時響，那聲音是很整齊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學徒們報了結數，先生把數字記下來，說：去了。人們掃清算盤，又聚精會神地聽著。
在這個時候，父親總是坐在遠離燈光的角落裡，默默地抽著旱菸。
我後來聽說，父親也是先熬到先生這一席位，念了十幾年帳本，然後才當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親睡在庫房。那是放錢的地方，我很少進去，偶爾從撩起的門帘縫望進去，裡面是很暗的。父親就在這個地方，睡了二十幾年，我是跟學徒們睡在一起的。
父親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後離開這家店鋪的，那時兵荒馬亂，東家也換了年輕一代人，不願再經營這種傳統的老式的買賣，要改營百貨。父親守舊，意見不合，等於是被辭退了。
父親在那裡，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過一個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後來騎驢，再後來是由叔父用牛車接送。我小的時候，常同父親坐這個牛車。父親很禮貌，總是在出城以後才上車，路過每個村莊，總是先下來，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們都稱他為孫掌柜。
父親好寫字。那時學生意，一是練字，一是練算盤。學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寫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說父親的字寫得好，連母親也這樣說。他到天津做買賣時，買了一些舊字帖和破對聯，拿回家來叫我臨摹，父親也很愛字畫，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家裡，看到父親的身體很衰弱。這些年鬧日本，父親帶著一家人，東逃西奔，飯食也跟不上。父親在店鋪中吃慣了，在家過日子，捨不得吃些好的，進入老年，身體就不行了。見我回來了，父親很高興。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閒話，我絮絮叨叨地說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擔了多少驚。父親忽然不高興起來，說：「在家裡，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裡，妻抱怨說：「你應該先說爹這些年不容易！」
那時農村實行合理負擔，富裕人家要買公債，又遇上荒年，父親不願賣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從他手裡賣去分毫。他先是動員家裡人賣去首飾、衣服、家具，然後又步行到安國縣老東家那裡，求討來一批錢，支持過去。他以為這樣做很合理，對我詳細地描述了他那時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聽著。
父親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時，他去耪耬，出了汗，回來就發燒，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間，把我叫回來。
我到地委機關，請來一位醫生，醫術和藥物都不好，沒有什麼效果。
父親去世以後，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負擔。我舊的觀念很重，想給父親立個碑，至少安個墓誌。我和一位搞美術的同志，到店子頭去看了一次石料，還求陳肇同志給撰寫了一篇很簡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無從談起。
父親對我很慈愛，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到保定上學，是父親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後來雖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裡，沒有當面斥責過我。在我教書時，父親對我說：
「你能每年交我一個長工錢，我就滿足了。」我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
父親對給他介紹工作的姓吳的老頭，一直很尊敬。那老頭後來過得很不如人，每逢我們家做些像樣的飯食，父親總是把他請來，讓在正座。老頭總是一邊吃，一邊用山西口音說：「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來，夜雨泥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