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學校公廁挑糞的時候，時常會與一個人不約而同地會師在糞坑前。他黑長臉，破草帽，褲腳上一定沾泥帶土。一雙黃膠鞋前面破了洞，鞋後跟掛著幾條散紗，像是從垃圾堆里撿來的荒貨。
看他兩個特大型號的糞桶，誰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個城裡人。他姓余，人稱「余老闆」，因為多年前來此辦魚場，雇了一些幫工，就有了老闆的身份。但他養魚頗為不順，不是碰上魚瘟，就是碰上山洪，幾年下來把幾十萬投資都賠光了。但他決不撤兵，依然在這裡餵豬，打米，種田，育瓜菜，把魚塘之外的經營範圍越做越大，光是豬就呼嚕呼嚕餵了二十多頭，簡直是個勞動瘋子。他沒再僱工了，親自來學校擔糞，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擔，選擇的糞桶大得像糞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了，還想當個農業李嘉誠？還想拿個農業奧林匹克獎？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討教很多農事，關於母雞不下蛋時該怎麼辦，關於西紅柿枯葉是怎麼回事。我在《齊民要術》一類農書裡沒法找到問題的答案。在這時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詳細，有時還叮囑一句：你到我家裡來，我給你一點好秧子。
他也讓人捎來過一些好秧子，還有防病治蟲的報剪資料什麼的。我去過他家。一路走去，發現他擔糞的路途很遠。他既然餵了那麼多禽畜，家肥應該不成問題的，但還是一次次長途奔襲學校廁所，只差沒把免費的大糞當作大鍋飯，其種植野心想必無比遼闊。我看到了他滿坡的菜，滿壠的禾，滿欄的豬，果然被他的產業規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個叫化子窩，比一般農家還骯亂許多。幾間借來的舊瓦房裡，大鍋里是半鍋冷潲，母雞飛上了灶台，留下雞屎和草須。臥房裡居然沒有一兩張像樣的椅子，倒是有幾口土磚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碼在大木櫃旁，成了客人必須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張顯然是借來的破床上，被子也沒疊，堆成一團，壓住了兩本破雜誌，不知主婦是沒時間打理，還是沒心情打理。
我在這裡沒說上多少話，因為他實在太忙，沒功夫陪我多說。剛從地上大汗淋淋地回來，就有農民來求他打米，有農民來買他的鴨蛋。這裡還沒做完，又來一婦人請他去給雞診病，簡直一刻也不讓他消停。
主婦回來了，忙著切豬菜和熬豬食，也顧不上與我多說。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絡汗津津的頭髮搭拉在前額。
「你們太能幹了，承包了這麼多地。」
她冷笑一聲：「這不是發瘋麼？我一直沒搞明白，這裡是有一團金子呢，還是有一團銀子呢？放著好日子不過，跑到這裡來打鬼。」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著點。」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個鐘頭，恨不得我一個人長出八隻手！」
我看見她坐的一張椅子偏偏欲倒，「你們至少應該打幾件家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樂業麼，先安居，後樂業。」
「誰說不是呢？說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過，搞不搞，怎麼搞，我都隨他。」她懶得往下說，看著門外的斜陽，一臉嫁狗隨狗的愁怨。
後來我知道，余老闆與我還是中學同學，只是不同年級。當年他是「井岡山」的，我是「紅造會」的，兩派操著五四手槍、手榴彈以及磚塊鐵棍互相惡鬥的時候，說不定我們還交過手，只是沒有互相記住面容。後來大家統統滾下農村，他去了另一公社，與我所在公社不算太遠。我們說不定在長途汽車上或集鎮上也見過面，只是沒有特別的交道。不久前，幾位老校友來鄉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學。他聞訊後立即提一條大魚來款待客人，但自己決不留下來吃——其實是忙得沒功夫入席。
看著他叭嗒叭嗒遠去的兩隻泥腳，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說，他在城裡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還賺過兩筆，有什麼必要一定要來此搞得一身泥髒水臭？搞得老婆滿腔怨氣以至每次見客都要開一場控訴會？他是想發財嗎？好像不是。憑他一位叔叔的局長身份，他在城裡隨便開個什麼店，幫個什麼工，也少不了這一份收入。相反，他在這裡給東家診雞病，給西家送菜秧，到處指導殺蟲和果樹接枝，完全是個義務的農技推廣機構——能發出個什麼財？他還養了條大洋狗。那畜牲大如一頭小牛，立起來有人高，一天要吃一兩付豬肺，害得他老婆三天兩頭就去集鎮找豬肺，光是車票錢和豬肺錢都不知賠了多少——有這樣發財的麼？
連農民也覺得他不可思議。
在這個時代，人們可以理解財迷、酒迷、舞迷、棋迷、釣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難理解一個農迷。人們看見健身的大汗淋淋，會說那是酷；看見探險的九死一生，會說那是爽；但看見一個人高高興興地務農，肯定一口咬定那是蠢。同樣，人們看見冬粉們為台上偶象一擲千金，看見股民們在交易所血本無歸，都會覺得正常。看見余老闆玩農活哪怕小賺不賠，也會覺得瘋人院沒上門鎖。
余老闆忙得連電視都()不看，從不知道哪個明星懷孕了，哪個明星離婚了，哪個明星打官司了，哪個明星的性取向有變……這在很多人看來，當然是問題更為嚴重。他簡直是資訊時代的白痴一個。他敢不承認？
這個時代的好些道理，沒法與余老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