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第一次從美國學成回國，一到故鄉，母親就對他說："你種的茅竹現在已經成林了。你去菜園看看。"胡適說："媽，我沒有種過竹，菜園裡哪有我種的竹？"母親說："你去看。"胡適進了菜園一看，果然長滿了茅竹，總有成千根了。母親後來告訴他說，在他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房族裡的一位春富叔用棒柱挑著一大捆竹子走過，他看見胡適站在路旁，遞了一根竹給他，說是給他做煙管。胡適拿了竹子口家對母親說："春富叔給我做煙管，我又不會吸菸，把它種在花壇里罷。"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在花壇里生長得很快，發旺起來，花壇太小了，母親叫人把它移到菜園裡去，真的旺滿了菜園，還向別人的園子裡發展了去，連胡適自己都記不起、認不出了！
國不破，故鄉才是故鄉，可以隨時回去追尋舊夢，討個意外的驚喜。抗戰一勝利，顛沛流離的中國人經歷了一次結伴還鄉的樂趣，在斷瓦頹垣之中辨認親人的淚痕和笑語：山河無恙，來日的甘苦總算有個憑藉。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劇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從此幾成陌路，鄉不成鄉，國不成國，古老的家山情愫黯然變質，心頭抹不掉的是倉皇避秦的舊事。胡頌平追憶一九四九年秋季從重慶撤退的情景，說是十月十一日從廣州飛到重慶，不久，酉、秀、黔、彭等險要地區相繼失守，然後是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起了變化，重慶對外交通完全斷絕了。重慶街頭整天是來來往往搬運東西的車子，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各部負責人都到台灣去了、院長朱家驊要他照料總辦事處的事，總算在萬分困難的情形下包到民航隊的一架飛機，可以直飛香港。包機是由行政院、國防部和特種調查處三個機關會同核定的；搭機人員的身份，也要這三個機構審核，每人的照片上都要蓋上審查合格的印戳。那天晚上，他們在曾家岩行政院樓上一個房間蓋印，電燈突然熄掉，他用火柴一根接一根的亮光照著蓋印的人蓋上印戳。到了動身的那天，重慶下午六點起就戒嚴了，辦總務的出高價僱到一輛破舊不堪的大卡車，車前的照路燈都壞了，還得有一部車子在前頭引路才能動身。他們的車隊貼上"特準通行證"，沿著山路蜿蜒前進，好幾次停下來受軍隊盤問、查驗通行證，開到白市驛機場已經是翌日的清晨四點鐘了。大家在機場苦候至下午五點鐘，才等到一架民航隊的飛機，卻因飛機搶運政府人員，不飛香港了，先把他們送到成都再說。那天下午起，白市驛()機場開始拆除無線電台設備，同時布置地雷，準備破壞機場了。"我一家八口，就在這個驚險的大風浪中安全撤退出來。"胡頌平說。
其實，早在一九四八年冬，情勢已經逆轉，北平風聲日緊，梁實秋應陳可忠之邀退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槐國夢憶》裡說，在廣州平山堂半年，他們"開始有身世飄零之感"了；法舫和尚偶然送他們一部《金剛經講話·附心經講話》，夫婦倆居然捧讀多遍，若有所契，覺得"人到顛沛流離的時候，很容易沉思冥想，披開塵勞世網而觸及此一大事因緣。"Gregor von Rezzori在《反猶太主義者回憶錄》裡用了一個頗有禪意的俄國字"Skushno"作第一章的題目，說這個字很難翻譯，意思比"空虛"還要重，形容精神恍惚而心志未死。大陸易手前夕，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陷入這樣的心境裡，空有不能兩忘，進退不知所措；政府派兩架飛機到北平去接一些學界中人南下，機上空位居然不少，"絕大多數的學界人不昧於當前的局勢，以為政局變化不會影響教育，並且抗戰八年的流離之苦誰也不想重演"。梁實秋夫婦在平山堂教書。讀經之餘，還是不能忘情，常到學校大禮堂後面觀賞盛開的木棉花，"花敗落地，訇然有聲，據云落頭上可以傷人。她從地上拾起一朵，瓣厚數分，賞玩久之。"剛到台灣的時候，"雖然二二八的陰影還有時在心中呈現"，那兒畢竟"是一片乾淨土"，況且"有季淑陪我，我當然能混得下去！"一晃三十多年了，海峽兩岸疑雲瀰漫，大江南北愁霧深鎖；有鄉歸不得：雨天的墨盒，風中的香爐，賣花聲里的長巷，風雪迷離的石橋，河邊柳梢的冷月，都只剩了一張張泛黃的舊照片，凝成一枕幽夢。中國人念舊近乎偏執；最難忍受倒不是烽火連三月，而是家書不敢說的故園訊息。喬治·歐威爾一九三八年選出劫後的西班牙回到了英國，但覺英國依然是他重年的英國：鐵軌兩旁的野花，牛馬憩息的草原，垂柳夾岸的清溪，村舍門前的飛燕草；再有就是舊識的倫敦街巷，板球比賽和宮中婚禮的招貼，頭戴圓頂硬禮帽的路人，特拉法加方場的鴿群，紅色的公共汽車，藍色制服的警察--全部沉沉睡入英國這個夢鄉里，教人疑心只有震耳的炮聲才能轟醒它！可是，中國人期待的不是炮聲，是歸人跫然的足音。如今，溫山軟水慢慢從噩夢中醒過來了，城郭如故，明月依舊，燕子來時，關心的是昔日的黃昏深院，不是日月換了的新天。"one travelled to discover the past：菜園裡真的長滿了千根茅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