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變方式談政治經常會有料想不到的收穫。香港前途問題，是高層里那些人在談判；不是高層的人，猜不到談判在談什麼，自然也很難照常理去推論結局。常理有"理"在，推論因此是有規矩的；既然摸不著"理"，稍微不規矩一下，當也不算太無理。吳魯芹先生《六一述願》裡說："我已經過了六十了，不能再這樣規矩下去了！"可見規矩會問；況且中、英高層談判以來，真真假假的壞訊息也夠多了；該擔心的都擔心過了，還要憑空擔心下去，恐怕遲早又會問。周棄子先生引過溥心畲的舊事："早年在北平，有一天幾隻老鴉抵著窗戶叫，趕它不走，越叫越起勁。當時我作了一首七絕，末兩句是：告凶今日渾閒事，已是曾經十死余！"博心舍說到這裡，把桌子一拍，大聲說："這兩句你該說好吧！"能夠把牽連自己的事情看作"渾閒事"真不容易。一八○九年的一個寒夜，倫敦杜利巷劇場著火，劇場老闆舍利頓在國會開會開一半趕到劇場去，眼見自己的事業慢慢燒光，居然還到劇場對面一家酒館裡喝酒。朋友問他何來這股興致？他答道："一個人當然有權坐在自己的'爐邊'喝一杯酒！"話中"權"字頗堪玩味。在自己的爐邊喝酒、讀書、聊天乃至工作，都成；小心別讓爐火燒得太烈就是，免得自己受罪。
溥心畲和合利頓都懂得在無可選擇的時候瀟灑一下；這跟無可選擇而硬說有可選擇畢竟不同：一種深，一種淺。淺有淺的好處：可以惹笑。一位沒受什麼教育的宮商喜歡充紳士。一天，妻子打扮太久，夫婦倆趕去聽音樂會遲到了。富商問引座員現在奏的是什麼節目，引座員回答說："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富商沉著臉對妻子抱怨說："都是你不好，要不是你打扮了兩個鐘頭，我們就不會聽不到前頭的四個交響曲！"高層的人講話也喜歡帶數字，其實，一個數字就夠聽半天的了，比如"第五交響曲"。
富商跟妻子煩惱事一定還多得很。有關係就有糾纏。事前的保證通常都沒什麼譜。女的埋怨男的婚前不斷送小禮物，婚後連一盒糖都不送；男的說："你說說看，釣到魚之後還要拿魚餌給魚吃，通不通？"本來，中、英、港之間的什麼恩怨、道義、責任、關係()，一說出來反而見得輕浮了。英國愛德華七世對情婦麗麗·朗里說："我耗在你身上的金錢實在夠多了，多得可以買一艘戰艦。"麗麗聽了說："陛下耗在我身上的精液也夠多了，多得可以浮起一艘戰艦。"既如此，中。英維持香港繁榮這樣的話，說出來不如做出來，否則教人想到湯瑪斯·卡萊爾論美國南北戰爭的話："他們真的這樣自相殘殺了，因為一半人想雇用終生奴隸，另一半人則想按鐘點雇用奴隸。"鬼胎人人有；問題是掛在嘴上的話聰明不聰明而已。班傑明·迪斯雷利當過英國兩任首相，跟維廉·格萊斯頓是死對頭。有一次，他在辯論中把"禍患"（Calamit）更正成"不幸"（misfortune），事後有人問他兩字差別真有那麼大嗎？他說："當然很大。我舉個例子說明。萬一我尊貴的朋友格萊斯頓不小心掉進泰晤士河裡，那叫不幸；可是萬一有人把他救起來，那叫禍患。""港人治港"有人太放心，有人太不放心；到底還沒有太多人說"港人"不治港是不幸，"港人"治港是禍患。最妙的是維廉·帕爾默，步上絞刑架受刑之前居然回頭問行刑官說："你肯定這絞刑架夠安全嗎？"這是太放心還是太不放心？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真多。"設立特區"究竟怎麼個"特"法，觀念，信仰不同，解釋一定不同。據說，有人請不同國家的人寫書談大象，結果是"德國人寫出三大冊加注文的《研究大象簡述》；法國人寫出又薄又嬌的《大象的愛情生活》；英國人寫出圖片很多的旅行手冊《非洲森林獵象記》；美國人寫出廣告小冊子《後院飼養大象消遣兼賺錢指南》，幾個共產國家的人寫出來的書，書名居然都一樣：《大象是帝國主義豬玀論》！
轉眼竟是豬年了，不妨經常幽自己一默：多幽默，必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