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北京，試圖從1號線上找到一個入口，把自己嵌入這個城市，在這裡安頓自己的人生。
長安街在上，一號線在下。上面8條車道，燈火通明，橫貫北京東西，是世界上最長、最寬的街道。而地下則以3分鐘一班的車次，45年不變的路線，每天穿過31.04公里，把約150萬人運到23站點，那相當於北京常住人口總量的1/13。
從東單向東，一路出建國門，過永安里，至國貿CBD商區，寫字樓越來越多，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長安街沿線一路向東聚集。樓越來越高，地價、房租也一路飆升，那代表著名望、財富、位置。
而西單以西，出復興門，入木樨地，一路西行，由商轉政：過了繁華的金融街，進入財政部和計委所在地，接著就是首都博物館、中科院，一路下去，濃濃的府院氣息。
再往西又一番氣象。文氣漸弱，兵氣漸濃，八寶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至於公主墳、萬壽路一帶，則是全國軍事中心，軍政司令部所在地了。
一號線展開，就是這個城市的生活層級，站點本身似乎帶上了某種隱喻，成了某個階層、某種生活的入口。
人們從不同地方來到北京，抱著不同的目的，通過不同路徑，以不一樣的代價，扎進1號線，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
28歲的李征（化名）漸漸開始對自己在京打拚的意義感到困惑。
每天，李征（化名）從出租房走到四惠東坐1號線，從起點經11站到西單，再轉4號線坐12站，一個半小時到達上班地。回程再一個半小時，經23站。
當李征拎著小公文包，鎖著眉頭急匆匆從寫字樓里走出來的時候，他的狀態有點兒游離，那樣子看似溫吞卻又煩躁，整個人充滿了矛盾。
這個地道的山東漢子今年才28歲，卻已經有點兒滄桑了。父母種地，一個男孩就這麼考到了北京。人雖然出來了，面臨著這個大城市的一切新鮮東西，可一套價值觀還留在玉米地那裡。
眼下他正跟「麼麼噠」較勁。他剛從體制內的公務員跳出來，在一家企業上班，負責微信平台，他指著那界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真的不適應，「這不是矯情嗎？」他激昂地說，「話不好好說，幹嗎要用『親』『麼麼噠』？『冰淇淋』不叫冰淇淋，幹嗎要叫『甜品'？」
他皺著眉頭跟記者討論，似乎那是關乎體面的大事。「我喜歡嚴肅一點的東西。」他指的嚴肅是那種人民日報體，或者幾個學者來講課或交流，探討一些哲學、文學、藝術類的問題。
可他必須學習「麼麼噠」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麼麼噠，我來了」的句子。說的時候他很嫌惡，就像每一個字都要花他錢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讓他沒了興趣，上班就變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從一出門開始就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作為1號線始發站，四惠東在2000年通車，1號線東側始發站第一次從西單東延到了東四環外，這也是1號線最近一次的擴延。一條線從此穿起了朝陽、東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個區。又因這一站靠近立交橋，客運、捷運、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樞紐，這裡的日客流量超過20萬次。
此前很長時間，四惠東近北京郊區，多是小商品市場，檔次、服務效率都不高，住在這裡的也是小商販、打工者、底層務工人員。可1號線一路向東，加上CBD東擴，四惠及四惠東有了新的價值。這個西起大北窯，東至高碑店文化園的地帶，搭乘捷運至國貿縮短到了20分鐘以內，它因輻射CBD商務圈、與國貿距離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領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寫字樓裏白領的首選，這一帶房子開始炙手可熱。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領在這裡換乘。在天橋下排隊30分鐘等捷運，五六趟過去仍擠不上去車是完全正常的。在哪個門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講究，最好能選中一個強大的人流，順勢被推上去，這個捷運口流行一句話：「選好團隊比個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個小時，上車，換乘，一路西進北上，周而復始，那感覺就像每天都比別人少活了3個小時似的，每天像圓形籠子裡的倉鼠一樣一直循環地跑，上班是為了下班，下班為了睡覺，睡覺為了第二天再上班。
時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在體制內不行，現在到了體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這一套也不適應。他在兩套標準里出出進進，左搖右擺，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糾結。
當初進體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願，多少是為了滿足老家那邊對他「出人頭地」的期待，他已經分不清了。2009年從煙臺大學畢業，又考上人大專業碩士，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這是不錯的成績了。初來京時，他頗有幾分躊躇滿志，一心想取得一個父老鄉親所認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戶口，進體制，熬兩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攢錢買房，結婚生子，逢年過節衣錦還鄉。
剛進體制的時候，他和所有年輕人一樣，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或影響什麼。「我想把大家的心氣兒都捋順了。」為這，他專門做了一個單位內部微信公號，每天推送員工事跡，單位故事。這是分外工作，本以為是錦上添花的事，卻被老闆找去談話：「小李啊，你要在這個微信公號上制定一個規矩，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這個宣傳口徑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怎麼解釋領導就是聽不進。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開會，學焦裕祿，學到晚上10點再討論兩小時，領導帶頭表示：焦裕祿是我的神。
輪到他發言時，他大著膽子說出真話：「焦裕祿死了二三十年，蘭考還是一個貧困縣，我覺得當幹部沒必要成公僕，辦事兒就行，我給你服務，你用納稅來滋養我，把這個互相服務的關係搞好。不然累死也是無效的。」
一句話惹毛了領導。那時他已經動了離開體制的念頭。這只是最後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職的希望，之前幹得熱心，以為可以提乾，卻沒了希望，原來的下級做了他的領導。這下級之前來北京開會，叫他李總，給他倒酒，現在反過來叫他「小李」，酒也輪到他倒了。
離開體制那天，他坐到領導辦公室里，「我想走。」領導一驚，「小李啊，我們這麼培養你，你作為一個黨員幹部，你怎麼能……」「領導」，李征打斷他，「我只是一個黨員，我不是幹部。」
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內心裡更深的厭惡壓倒了出人頭地的想法。骨子裡，他一直比同齡人更焦慮，那幾乎是一種潛意識，學生階段他已經開始找工作，同齡人都在享受校園時光，讀書戀愛，而對他來說，這一切都沒有意義，如果它們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當然是指物質方面的：穩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實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兩個機會之間猶豫。一個是中國移動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個是去愛爾蘭交流一年。他猶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裡勸他，「出國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輩子的事！」
對父母那輩人來說，工作就是鐵飯碗，找到一個必須抱牢，「出國」屬於不務正業。李征很矛盾。一直以來，他都在自己的價值觀和父母傳統的評價體系里搖擺不定。瞧不起一張戶口，又必須得到它；骨子裡討厭官僚主義，又真心想進體制。一切機會面前他都傾向於傳統的價值觀，但當中又透出不甘。
他猶豫了很久，最終拋下手邊這份工作去了愛爾蘭。愛爾蘭很美，人也悠閒，在湖邊散步，不時有鴿子飛起來。他卻不安起來：太輕鬆了，將來怎麼辦？回國怎麼辦？工作怎麼辦？
一旦學業、工作、結婚、生子這四件事兒里，有哪一環銜接不上，他馬上陷入焦灼。好像這一步接不上，就永遠接不上了。
他發現，那些固有的東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腦子裡，逃也不是，順從也不是。一年裡，他的口語沒進步，見聞沒增加，吃也克制，玩兒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愛爾蘭過了一年中國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尷尬：一回老家，鄰居圍上來，「李征，你都三十了，還沒結婚……」「我才28」他反駁。再就是問戶口，問房子，問一個月賺多少。之前，這一套曾經指導著自己全部的奮鬥路徑，可現在他聽著，突然一陣厭煩。
自己離老家遠了，可北京這個城市並沒有接納他，觀念、生活上他仍然沒有接軌。如果他膽敢不結婚，不買房，他簡直無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無法活在鄰居的眼光里。
擠捷運擠煩了，他偶爾也會皺起眉，撫著額頭問：「我到底為了什麼活在這兒？為了父母嗎？父母不在身邊；為了舒服嗎？還是為了更高的意義，可哪兒又有更高的意義呢？」
他開始睡不著了。女朋友家裡催著結婚，一套房子首付60萬，女方那邊已經準備好了一半，他這份就是拿不出來，家裡幫不上一點兒忙。
睡前，他偶爾會問女朋友，咱在這兒幹嗎呢？雙方父母掏空了，買房子，還房貸，還了二三十年，六十歲還完，還得再給兒子買套房。
28歲，他已經開始嘆氣了。
「我堅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好奇心豐滿了我的生活。」jolie語氣堅定的說著。從老家考到北京努力打拚10年的她似乎已經實現了自己曾經的目標。
按照一般的職場標準來說，Jolie的條件並不好。
父母很早就下崗了，家裡在錢和關係上幫不上忙。她自己身體差，眼睛晶狀體、玻璃體有先天性病變，一隻眼睛幾乎看不見，另一隻上千度的近視，除了外語上有一點兒天分外，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她甚至不敢提一隻重箱子，因為那可能讓她本就脆弱的視網膜破裂或滑落。
大學畢業11年後，Jolie出入在北京國貿三期的寫字樓里。戴著隱形眼鏡，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對勁，太大了，有一點外凸，那是長時間戴眼鏡留下的痕跡。但一張臉是漂亮的，不僅如此，還帶有一種神氣，讓人感到她對自己的生活擁有著完全的控制力，甚至可以說，她就像那種天生就該待在這裡的人。
現在，她在一家美資的高級律所做市場推廣，之前做過的兩份工作分別是高級翻譯、PICC（「中國人保財險」）評級。
她語速快，但並不給人壓力，聲音柔軟客氣，這顯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過好的訓練。小城的窘迫童年沒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她已經取得聯合國口譯資格，她還想去紐約，想去聯合國那樣的機構看看。
她知道，在北京，一些看起來遙不可及的事情會在這裡成為可能。
可如果留在武漢，Jolie不知道自己會落入哪一種生活里。她上的是理工大學，專業又是英語，加上不到一米六的個頭，八十多斤的體重，「聯合國」，離她像天那麼遠。
可現在，站在國貿三期的最高處，她幾乎可以俯瞰整個北京城。她是剛從國貿銀泰的一家評級公司跳槽後到的國貿三期，採訪當天，她剛剛在這棟北京最貴租金的寫字樓里工作一周，自己也覺得恍惚。它在這一帶樓群中高入雲端。那高度就像一種權力，待在這兒的註定是少數人。
作為北京的最高建築、全球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國貿三期位於北京東三環CBD核心區域，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築正以一種難以企及的高度，把整個北京城壓在下面。
是的，它已經朝天際去了，而這之前，這一帶早已把地下的風光占盡。
國貿區建在建國門外大街，那是北京最中心的商務區，毗鄰東長安街，12公頃的占地，43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入駐的企業多是全球500強，是京城黃金商業帶里最黃金的那一塊。
這裡要的不是繁榮、熱鬧、和諧，而是更高一層的東西，比如奢華、孤獨、克制。國貿三期里，每一件器物都來歷不凡，4.5米高的荷蘭皇家寶盾旋轉門，9米高的大堂，從以色列專門運來的金黃色的大理石地面，棚頂4組500公斤重的彩色玻璃泡吊燈，由600個工人人工吹制而成。
而在樓中工作的人也有著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他們彬彬有禮又不過分親密，客氣周全而又充滿節制，他們擁有這城市最好的教育，他們的工作場所處在最優質的地段，這一切都暗示著權力、位置和身價。
Jolie用11年的青春、健康、孤獨，和一份毫無積蓄的生活換來了這棟大樓里的一個位置。
進入這個大樓的路徑並不那麼簡單。從武漢理工大學畢業之後，她鉚著勁的要考外交學院的高級翻譯專業。這幾乎是全國英語類考試中難度最大的，畢業後可做外交官或同聲傳譯。那難度極大，用腦量驚人。
本來是可以去外交部的。研一那年，外交學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塊地，得到了上級領導的應允，但有個要求，要一個外語好的女生到領導家來當家教。學校選上了她，在外交學院這是有慣例的，給領導當過家教，前程遠大。可通知她剛一周，這位領導就因為犯事兒被拉下馬，之前的腐敗和生活作風問題一下子都被揭出來。她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捷徑。
同學中90%以上考了公務員，她放棄了，一個人開始體制外打拚的生活。但公平有了，辛苦卻是加倍的。這個城市裡，Jolie至今沒有房，沒有車，沒有男友；只要她還能工作，生活就可以維持在一個不錯的水準上，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沒了。這個城市裡，她將無法安頓自己。
跳槽之前，房租要占Jolie收入的40%以上。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在這個城市的任何地區，這樣一套房子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作為家裡的獨生女兒，她把父母從武漢接到了北京。他們很早就下崗了，有時，看女兒一個月剩到手裡的只有三四千，他們也心疼，吃穿用度上也幫著女兒貼補，最初Jolie拒絕，慢慢也接受了。
她花錢很省，「平常我幾乎沒什麼開銷」，她說。但一套體面的衣服還是需要的。有時要出國開會，她就上網去淘一點，買的都是些顏色大方，富有層次，款式好價格卻不貴的衣服，「幾十塊也可以穿」，最貴的一條裙子，是一個一萬塊的大品牌打一折，一千就入手了。
外人看來，Jolie這個位置上，連辛苦都是高一層的，比如花一個半小時化妝，為了不讓人看出剛剛熬過通宵；住5星級酒店裡，只睡上3個小時，第二天就跟著公司高管去以色列開會；()6小時的大會，漢語從耳朵里進，英語從嘴裡出，6小時下來也不露出疲態。
不是不累。在這行里，累也要累得光鮮，如果因為累，放鬆了對儀表的要求，那你就成了個可憐人。和任何高薪、高壓的行業一樣，任何一點兒邋遢、疲乏都會讓人不堪，因為它會將你打回原形，打回光鮮之下沒車沒房、沒有儲蓄、沒有背景的真實里。
說白了，自律就是為了那一點體面。她已經能熟練駕馭不同款式的短裙、黑色針織衫，穿著經過巧妙的搭配，顏色上富有層次。
這就像個悖論。在北京，必須消耗自己來換取資源。但回老家，她有了資源，但擅長的技能又超過了城市的需要。
如今，對她來說換一種生活方式，把眼界和環境降低一層，已經完全不可能。她只有進沒有退，北京給了她好的一面，這一面她要踮著腳才能夠到，但這已經足夠把她架在這裡了。
只是，無論她穿得多麼體面，每天從國貿三期走出來，她必須從一號線進去，扎入人海，進入最真實的北京生活，那裡沒有大吊燈，玻璃咖啡廳，甚至要踢著菜葉回家，但那是她的生活。下班，上捷運，到家，一路下去就像過了三重天。
那幢大樓里，她連買杯咖啡都還需要用導航，別的名品店更是一無所知，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怎麼繞過重重地下通道找到捷運入口。
當她繞過國貿地下商城，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還沒走到頭，一股熱氣就來了，空調弱了，氣味也大了，從這兒起，優雅就不要緊了。要的是潑辣、痲利。她把自己投入人流，被擠著、推著、搡著，就這麼進了捷運一號線。性騷擾是常有的事。對此她已經很有經驗。最好大聲講出對方的行為，講得具體、有細節，讓人臉紅為最佳，幾十雙眼睛就會一下子唰地看過來。
來京10年，她早已身經百戰了。
小時候，Jolie就看不起身邊那些沒有野心的同學。她不同，上大一時，家裡拿學費都困難。人一漂亮，心氣兒格外高，覺得武漢裝不下她，她要更大的世界。認識她的人都知道，這女孩從小優秀、拚命、求勝心切，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要拿出A+的東西，要名列前茅。
而Jolie自己說，這好勝背後，其實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眼睛不好，相當於半個殘廢。」但她依然很注意著眼部的修飾，戴著隱形眼鏡。這有磨損角膜的風險，但一個體面的外表還是要緊的。
這棟光鮮的寫字樓里，所有人都那麼時尚、得體、精力充沛，但私底下，Jolie知道他們花了多大力氣讓自己「看起來輕鬆」。
在武漢時，她一直覺得能來北京就是到天了，現在回頭一看，「那東西已經在我後面了。不知不覺的就這麼走著，我也成了少數人。」
但身體始終讓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怕黑，黑了就什麼都看不見了，讓人不安。我做口譯也是為這個」，她指指眼睛，「將來壞掉了，用耳朵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