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就是一個讓我們從小醞釀牽掛的地方。家庭的行為方式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教育。」
「所有時間中，最重要的就是當下；所有權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長。」
以前人們夸一個孩子，經常說「家教好」，現在這個評價用得越來越少了。家長們說得更多的是孩子「奧數拿過冠軍」、「外語口語是多少等級」。在評價孩子的時候，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社會人格的成功標準，卻漸漸忽略了自然人格的流露。
可我依然很喜歡「家教」這個詞，因為它是一種耳濡目染，是一種長期的人格養成。對中國人而言，親職教育是一個人價值觀形成的基地。孔子提出一個人的學習要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入則孝，出則悌」，就是講親職教育；第二階段是「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說的是社會教育；第三階段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是說你前兩個階段都完成了的話，就可以去學習文獻知識了。我們現在是反過來了，在學校接受了很多年教育之後再去接受社會教育，而親職教育呢？往往被我們犧牲掉了。
傳統中國人接受的是一種農耕文明的土地教育。孩子春天撒著歡兒地玩耍，夏天在河溝里游泳，秋天掰玉米、摘土豆回來烤了吃，冬天換上新棉襖放鞭炮、貼春聯、過大年。四季的循環，在農耕文明里清晰展現。因為崇尚多子多福，每家每戶都是大的拉扯著小的。一個饅頭熱氣騰騰地出鍋時，可能要掰成四塊，每個孩子吃一塊。這就叫分享。
我們現在的孩子，遠離了「分享」這個詞。家裡的水果，都是爺爺奶奶剝好了、切成塊、用叉子餵到孩子小嘴裡，說：「多吃兩塊，你還得練琴去呢！」從一人捧著一塊饅頭在陽光下玩耍，到現在的錦衣玉食、叉子叉在水果上送到嘴邊，我們究竟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進步有它的社會標準，但進步也有它的心靈標準。有時候我們只欣喜於得到的東西，卻忽略了付出的是什麼。今天，我們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知識，但付出的卻往往是一個孩子快樂的能力。
拿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來說，我們童年的遊戲方式就有著天壤之別。我小時候是上世紀70年代，在北京的胡同里，女孩流行玩砍沙包和跳皮筋。橡皮筋一角錢可以買一大把，然後我們一根一根地把它們套起來，連成一根皮筋，從腳踝到腿彎到大腿到腰間到肩膀，可以一直跳到「大舉」。那時窮有窮的玩法，而且我們的玩法很公平，哪一方輸了絕對不允許耍賴，誰跳壞了誰就得下來撐皮筋。這是一種遊戲規則。
現在，我們小區里幾乎每個孩子都有一個滑板車、一副輪滑鞋，孩子們滑到面前，彼此打個招呼又散開了。他們擁有的空間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快，但是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個群體遊戲的環境。滑板車和輪滑鞋給了他們一種自由奔跑的速度，卻缺少了大家都必須服從的規則。為什麼現在的小孩子長大了容易耍賴？因為他們小時候處於規則之中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我們跳皮筋、砍沙包都是和同齡人一起，你要是耍賴，人家就不和你一塊兒玩了。所以我們會自己解決規則認同的問題。再來看我們的孩子，他們也是好孩子、乖孩子，但他們在玩的時候就缺失了這種規則的協商和認同。當所有的孩子都踩著滑板車在速度中獨往獨來時，他們怎麼能懂得犧牲和謙讓？
家教是一種倫理的認同，也是一種規則的認同。親職教育是讓孩子從小就找到一種生命的自覺，一種建立在服從基礎上的自覺。這種服從是倫理的服從，規則的服從，個人對集體的服從。為什麼很多考上大學的高材生，卻總是磕磕碰碰、與人有那麼多衝突呢？到了念大學時你再告訴他們什麼叫作「規則」，已經晚了。
我們都懂得「無以規矩，不成方圓」，但是我們的觀念和行為往往很混亂。一方面我們教孩子要尊重老人，另一方面老人卻在伺候孩子；一方面我們告訴孩子要尊重他人、服從規則，另一方面，在絕大多數獨生子女家庭中，孩子依然唯我獨尊；我們嘴上告訴孩子要艱苦樸素，但在行為方式上，還在給孩子買很多奢侈品。
「言傳不如身教」，相對於行為的強大，思想和語言往往是蒼白的。我的女兒也是獨生女，她兩歲時，我們就告訴她，姥姥有糖尿病，每頓飯前都要吃藥。所以她養成了習慣，每次吃飯前剛拿到筷子，她就說：「姥姥，吃藥！」她會明白她對姥姥是有責任的，有了責任會覺得很光榮。我們以前帶她出去玩時，她都會帶一個布娃娃，說那是她「妹妹」。但是到了4歲，出去玩她就不帶她的「妹妹」了。我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要騰出手來扶我姥姥啊！」
今年春節我帶她去麗江玩，女兒第一次去養雞場撿雞蛋，感覺特別新鮮。回來後她一手握著一隻雞蛋，吃飯時也攥著不放。我們都笑她，「你那雞蛋都快孵出小雞來了。」在機場過安檢的時候，她也捨不得放下。就這樣，兩隻雞蛋顛沛流離地跟著她回了家，一進門還沒來得及換鞋，她就撲到姥姥懷裡說：「姥姥，我給你帶回來兩隻雞蛋！」那一刻我心裡挺慚愧的，因為我頂多想到給我媽媽買些土特產，但沒想過不花錢還能給她帶回來什麼。那時我就在想，孩子做了什麼事情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心中有沒有牽掛。
一個從小懂得牽掛別人的人，長大了才可能被別人牽掛。家庭就是一個讓我們從小醞釀牽掛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家庭的行為方式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教育。今天的我們常感到人越來越像工業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標準產品，越來越失去了屬於每個家庭的烙印。「烙印」這個詞的英文是「brand」，它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品牌」。企業要有品牌，其實人也需要有品牌。人的品牌不是指你擁有幾億資產，拿到了多麼高的學位，或是有多麼顯赫的地位，而是我們帶著什麼樣的家族烙印融入社會，我們用一種什麼樣的個人印記去對抗過於規範化的「流水線」。
親職教育輸出的終端產品，是「態度」。我女兒4歲時，在手工課上做了一個花籃。有一天她「哐當」一聲把花籃摔了，花籃的一個角摔出了一個三角口子，她「哇」地哭了。我說：「我們試試，看看能不能讓花籃比沒摔破時更漂亮！」我們又是剪又是貼，她還用彩筆畫上顏色，最後，我們做出來一個非常漂亮的花籃。她和我說，「媽媽我懂了，哭是沒用的。」我聽了很欣慰。讓我鬱悶的是，後來家裡每逢打壞什麼東西，她都特別高興，說：「我們試試，看能不能讓它比沒壞的時候更好看！」
當然，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再做成比它沒壞的時候更好，我們的底線只能是不讓它更壞。這是一種生命的修復能力。一個人一輩子會遇上什麼事情，我們無法左右，但是修復生命的能力，卻在我們自己的掌握之中。
我們做父母，要培養孩子掌握自我修復的能力，要傳遞給孩子一種態度，讓他們明白該怎樣去面對挑戰。如果你告訴孩子：「我會把你呵護得好好的，你這一輩子都不會打破花籃。」這就是謊言了。孩子不僅會打破花籃，還會打破他們自己，會撞得頭破血流。這時候就要看他們有沒有一種能力，像修復花籃一樣把自己修復得更好，這種能力，我覺得在4歲時告訴他們，並不算太早。
現在，社會上關於成功學的教育太多了，我們幾乎把成功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但我始終認為，成長比成功更重要。
成長是一個過程，成功是一個結論；成長是相關於生命的評價，成功是相關於社會的評價；成長是一個內在的系統，成功是一個外在的體系。我更希望孩子注重心靈、注重自我、注重人格，而並不是那麼在乎外在的標籤。
我非常喜歡「成長」這個詞。一個人的生命要成長，兩個人的愛情要成長，一個群體的建設、一個社會的發展，都要成長。從一個人到一個國家，「成長」是最健康的力量，也是最恆久的力量，它不依附於外在，而是你自己內心的一種狀態。儒家講「君子日三省乎己」，是在「反省」中不斷成長。道家講的「道」是「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個人的生命，難道不應該保持這樣一種狀態嗎？一個人過分熱鬧了，就被社會的標準綁架了；一個人不獨立了，就放棄了自由；一個人失去了周行不殆的能力，就停滯了。
中國人說「人過三十不學藝，人過四十天過午」。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知識快速更新的時代，人到六七十，難道就不要學習新的生活方式嗎？如果一位80歲的老奶奶，能夠跟孫子學著玩遊戲，能夠試試孫女的新裙子，能夠跟孩子出去郊遊，我相信這個老人一定是幸福、快樂的，因為她仍然保持著成長的力量。
那麼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長應該看重什麼呢？我覺得有兩個特別重要的指標，就是尊嚴和自由。其實人這一輩子，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提升尊嚴、延展自由。無論多好的職業、多好的愛情，一旦侵犯到尊嚴和自由，就會產生衝突，甚至出現新的選擇。作為父母，我們不應該用任何好的名義去剝奪孩子的尊嚴和自由。
我相信尊嚴與生俱來，它不是被父母賦予的，也不是可以向任何人乞求的，一個人的尊嚴是他（她）自己的選擇。我記得女兒5個多月就在選擇玩具這件事上，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個人取向。她的周圍堆著各種玩具，但是她愛玩的只有一樣——空藥瓶子，她喜歡「咔啦咔啦」起勁地擰瓶蓋。我們家的阿姨就從她小手裡搶過瓶子說：「這個不好玩，你還是玩電動娃娃吧！」可是我女兒把電動娃娃推到一邊，頑強地去抓那個瓶子，繼續痴迷地擰瓶蓋。我後來去諮詢兒童心理學專家，他說那個階段正是孩子的手指開始學習精細化動作的時候，擰瓶蓋這個動作對孩子小肌肉的發育大有益處，可比玩電動娃娃好多了。所以，我們認為昂貴的電動娃娃更好，這只是成年人的標準。孩子的尊嚴是與生俱來的，不該粗暴地剝奪它。
我們的社區經常會舉辦孩子們的遊藝比賽，有一次我女兒去玩，得了很多獎券，可以兌換玩具或是家庭衛生用品。之前她都是換氣球的，但那一次她特別猶豫，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我已經是大孩子了，不要氣球了！」那時候正鬧「甲流」，她就選了一塊洗衣皂。回家以後，她一天十遍八遍地提醒我們：「你們洗洗手吧，那個肥皂是我帶回來的！」家裡的洗手液都不能用，洗手全用她拿回來的洗衣皂，那段時間我們全家人的手都特粗糙！但是我們覺得要充分肯定她的勞動，因為她犧牲了自己的氣球，她在為我們著想。「尊嚴」關聯著「責任」，她有這種意識，覺得能為別人做事很光榮。
「山坡上開滿了鮮花，但在牛羊的眼裡，那只是飼料。」我們今天並不是鮮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
除了尊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成長指標是「自由」。很多人問我，你這麼主張自由，那你教你的孩子背詩詞嗎？我說我當然教。（ ）可我不是讓她手放在背後一本正經地背誦，而是她在踩著滑板車跑時，我們倆大聲地背誦；是她在浴缸里泡著、打著水花時，突然饒有興趣地提議說：「媽媽，我們背首詩吧！」
她背詩，我從不限制她如何使用和想像。我清楚地記得，她第一次使用詩詞是在兩歲多的時候，有一次我出差回來，問她：「你想媽媽嗎？」她冷不丁地說了句：「路上行人慾斷魂。」她背詩居然能「活學活用」！她喜歡把我們的大床當蹦床，有一回她爸爸說：「你別蹦了，都把我們的床單蹦破四條了！」誰知她一邊蹦，一邊高聲說：「人生得意須盡歡！」把她爸爸噎得瞠目結舌。
後來她竟然開始給人講詩了。杜甫的《春望》，我聽她給別人講過一個特別「雷人」的解釋。她說：「『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說的是杜甫他們那兒地震了。國還在，但是震破了；山河也在，但是走樣了。為什麼『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呢？因為地震太厲害了，大家很傷心。」聽著她這個地震版《春望》，我想我沒有辦法糾正她。她3歲時在電視上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慘景，4歲時看到玉樹地震，後來她又看到日本海嘯地震，她知道地震是一種苦難。所以我想，那就讓她這樣解讀吧，長大了老師會給她講「安史之亂」的。
女兒從小就在解構經典。但是我沒有糾正過她一次，因為我覺得，她可以胡說八道的年華還有多少呢？我很留戀她可以胡說八道的自由。她不知道什麼是權威，她認為她有闡釋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可能到她讀國小時就要被剝奪了。我認為小孩子在思想上的自由期持續得越長越好，這樣等他們長大了，還可以保留一些突破常規的思維能力。
有一次女兒坐在床上看唐詩，正好那個標題的字她都認識——《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她像見到老朋友似的點點頭說：「喔，這也是王維的。」我就教她念，「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講到一半，她說：「王維的詩，也不是都好。」我說：「怎麼不好了？」她說：「不押韻。」我一看，還真是不押韻。到了晚上，我正在漱口，她突然搖頭晃腦地感慨：「李白這個人，寫詩還是可以的。」我一口水差點噴出來！我問她為什麼，她說：「起碼比王維押韻。」我後來一想，李白的詩不管多麼清淺通俗，還真都押韻。我發現她能講出一些我沒想到的道理，因為我講詩詞講了那麼多年，對大家難免心懷敬畏，卻也失去了一個小孩子對詩詞的遴選標準。所以，現在經常是她給我講詩詞，我覺得這很有意思，我願意呵護她這種自由的權利。
讓一個人有尊嚴、自由地成長，是我們的一種期許。有時我看著女兒練琴、跳舞或者畫畫，我就很欣慰。我一點都不求她在專業上能有多大成績，她只要能在裡面找到一種快樂的能力，就夠了。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缺少藝術方面的訓練，所以我們感到壓力很大、疲憊不堪的時候，總是找不到寄託。我女兒酷愛畫畫，碰上別人過生日、送禮物，她都說：「我給你畫幅畫吧！」口氣就跟齊白石似的。她現在還不會寫作文，但是外出旅遊的時候，她可以用繪畫記錄旅遊日記。我覺得這個挺好，因為她有自己的表達，擁有讓自己快樂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會因為沒錢而被剝奪，一個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本事讓自己快樂起來。
「山坡上開滿了鮮花，但在牛羊的眼裡，那只是飼料。」我們今天並不是鮮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我們越來越失去了一種審美的眼光，而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同一種功利標準的篩選。我們越來越成功了，但是我們失去了成長的力量，失去了那種在漫山遍野的鮮花中漫步時心靈上的愉悅。
「成功」，或許是一個評判人的標準，但只是成長中的一部分標準。成長的過程中，有一套綜合、多元的標準體系。一個人，只要生命能成長，就一定有未來。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年輕人對料事如神的老酋長很不服氣，有一天他捉了一隻剛孵出來的小鳥放在身後，問老酋長：「我手裡的小鳥是生還是死？」他想，你要說它是活的，我手指一捻就掐死它；你要說是死的，我手心一張就讓它飛起來。憑什麼你說的都是對的？我一定讓你錯一回！結果，那位睿智的老人只是寬容地一笑，他說：「生命就在你的手中！」
這是一個好故事，它關乎生命的成長。所有時間中，最重要的就是當下；所有權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