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小時，寫字都是用毛筆。上國中時，開始用蘸水鋼筆尖。到高中時，闊氣一點的同學，已經有不少人用自來水筆，是從美國進口的一種黑桿自來水筆，買一支要五元大洋。我的家境不行，但年輕時，也好趕時髦。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叫張硯方，他的父親是個軍官，張硯方寫得一手好魏碑字，這時已改用自來水筆，鋼筆字還帶有鄭文公的風韻。他慷慨地借給了我五元錢，使我順利地進入了使用自來水筆的行列。鋼筆借款，使我心裡很不安，又不敢向家裡去要，直到張硯方大學畢業時，不願寫畢業論文，把我寫的一篇「同路人文學論」拿去交卷，我才輕鬆了下來。其實我那篇文章，即使投稿，也不會中選，更不用說得什麼評論獎了。
這支鋼筆，作為寶貴財產，在抗日戰爭時期，家裡人把它埋藏在草屋裡。我已經離開家鄉到山裡去了。我家餵著一頭老黃牛，有一天長工清掃牛槽時，發見了這支鋼筆。因為是塑膠製造，不是味道，老牛咀爵很久，還是把它吐了出來。
在山裡，我又用起鋼筆尖，用秫秸做筆桿。那時就是鋼筆尖，也很難買到，都是經過小販，從敵占區弄來的。有一次，我從一個同志的桌上，拿了一個新鋼筆尖用，惹得這個同志很不高興。
就是用這種鋼筆，在山區，我還是寫了不少文章，原始工具，並不妨礙文思。
抗日戰爭勝利，我回到了冀中。先是楊循同志送我一支自來水筆，後來，鄧康同志又送我一支。我把老楊送我的一支，送給了老秦。
不久，實行土改，我的家是富農，財產被平分。家裡只有老母、弱妻和幾個小孩子，沒有勞力，生活很困難。我先是用腳踏車帶著大女孩子下鄉，住在老鄉家裡，女孩子跟老太太們一塊紡線，有時還同孩子們到地里拾些花生、莊稼。後來，政策越來越嚴格，小孩子不能再吃公糧，我只好把她送回家去。因家庭成份不好，我有多半年不能回家。有一次回家，看見大女孩子，一個人站在屋後的深水裡割高粱，我只好放下車子，挽起褲子，幫她去幹活。
回到家裡，一家人都在為今後的生活發愁。我告訴他們，周而復同志給我編了一本集子，在香港出版，托周揚同志給我帶來了幾十元稿費。現在我不能帶錢回家，我已經托房東，糴了三斗小米，以後政策緩和了，可以運回來。這一番話，並不能解除家人的憂()慮。妻說，三斗小米，夠吃幾天，哪裡是長遠之計？
我又說，我身上還有一支鋼筆，這支鋼筆是外國貨，可以賣些錢，你們做個小本買賣，比如說賣豆菜，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家人未加可否。
這都是杞人之憂，解放戰爭進行得出人意外地順利，不久我就隨軍進入天津，憂慮也隨之雲消霧散。
進城以後，我買了一支大金星鋼筆，筆桿很粗，很好用，用了很多年，寫了不少字。稿費多了，有人勸我買一支美國派克筆。我這人經不起人勸說，就托機關的一位買辦同志，去買了一支，也忘記花了多少錢。「文化大革命」，這是一條。民眾批判說：國產鋼筆就不能寫字？為什麼要用外國筆？我覺得說得也是，就檢討說：文章寫得好不好，確實不在用什麼筆。民眾說檢討得不錯。
其實，這支鋼筆，我一直沒有用過。我這個人小氣，不大方，有什麼好東西，總是放著，捨不得用。抄家時抄去了，後來又發還了，還是鎖在柜子里。此生此世，我恐怕不會用它了。現在，機關每年要發一支鋼筆，我的筆筒里已經存放著好幾支了。
1985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