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小楊要結婚了。在一片道賀聲中，小楊一面高興得合不攏嘴，一面向朋反們訴苦——「怎麼辦呢？」小楊是公務員，月入不豐，加上這一年多，為追求這位準新娘，早已花光了他的全部積蓄，而現在要用錢的地方還很多。算來算去，衣服、首飾、家具、用品，一切均要從簡，但即使從簡，也仍是必須再想辦法籌錢。於是，朋友們義不容辭，這個忙當然是要幫的。
我一面為小楊計算，一面就說起我結婚的時候如何如何。我覺得有些事，就硬是非要經過相當時間之後再說，才有昧道。現在我提10多年前，我結婚時候的情形，我不知新朋友聽了做何感想，老朋友卻一定會覺得親切，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那時候，是1948年，台灣光復才兩年多。我和他同在台灣廣播電台做事。我們都是憑著年輕人出來闖蕩的心情，隻身來台，可說是「四手空空」。要結婚的時候，同事們先就為我們擔起憂來——沒有錢，怎麼結婚？
於是，他們就提議給我們來個會。每位出幾千元老台幣，10位即可得幾萬元。至少可以買點必須的衣物用具。我們兩個「小天真」商量了一下，卻婉謝了。說，起了會，將來還不是要還？不如不要。那時，我每月薪水是2.6萬元老台幣（約合現在600元）。發了當月的薪水，買了一件略微像樣的旗袍料，就已去掉了兩萬元。他的薪水也比我多不了多少，大概是3萬元之譜。我們跑遍了台北市，好容易給我買到一雙合腳的白虎皮高跟鞋，說也湊巧，也是兩萬元。這樣結算下來，我們二人的全部余資，就只剩下了1.6萬元左右。也就是說，既不夠再買一件衣料，也不夠再買一雙鞋了。
我把剩的這點錢，放在錢包里，老同學澤宜跑來張羅，說：「新娘子不買點東西嗎？我陪你辦嫁妝去！太平町（延平北路）東西便宜。」於是，我們煞有介事地去了。結果，我挑來挑去，只買了一瓶小號的Pond'S面霜，以下就什麼也不買了。澤宜問我：「怎麼不一起買好，難道還要再跑一趟？」我說：「沒有什麼可買的了。」其實，就連老同學，也不知我竟然那麼窮。我手中只剩萬餘無，還得租件禮服，禮服就要一萬元租金，剩點零錢壓口袋，總比都花了好。
禮服有了，鞋有了，化妝品有了，旗袍有了。當時台大工學院的彭院長是我父親的好友，也是我在台灣僅有的父執輩。我請彭伯伯做主婚人。彭伯母送了我一件很漂亮的衣料，是紫紅、粉紅、粉藍、白等等彩色大花朵的。比我自己買的那件值錢多了。我決定先把這件做好，在婚禮那天穿。
結婚，一向是以新娘子為主角，因此，先忙我的。我的忙好了，這才想到新郎還沒有衣服。那時，他本來有兩套勉強可以見人的衣服，但是，他把一套新的送了朋友，身上一套太舊，簡直不能做禮服穿。無奈，只好向一位朋友黃君商量，由他向他的同事轉借一套，試了試，倒還合身，皮鞋也就免買新的了。
朋友黃君是個總務人才。他平常和我們一同玩鬧，常表現出他安排事務的才幹。這時，便自告奮勇，替我們負責辦酒席。有些朋友早已自動先把應送的禮金送來，由黃君統籌辦理。黃君果然有氣派，他把禮堂訂在「凱歌歸」（「凱歌歸」是當時最高級的宴客處所，位於仁愛路東門旁。）我們起先怕錢不夠，不大讚成。黃君卻很得意地告訴我們，一切他自有打算所收禮金除掉開銷之外，可能還有盈餘。
現在我們擔心的只是家具了。要說，日式房子，家具也不很重要，只是內地人習慣有個桌椅。尤其新婚之後，一定要招待朋友總不能讓人家學日本人，席地而坐。所以，我們和黃君商量，由他幫我們買了一個三夾板的圓形小几，但卻買不起沙發。無奈，只得向當時電台的業務科王科長家裡借來一套，言明數日之後，即行歸還。
於日，吉日良辰到了。我此地無家，主婚人彭伯伯是代表父親。彭府就是我的娘家。彭伯母里外地張羅忙碌，幫我打扮整齊。臨上汽車的時候，她忽然發現我手上仍拿的是平常上班用的那個黑色長方形的公事包。說：「這怎麼行？」她可沒想到我和新郎倆人都那麼窮，以為是我忘了買了，回身把她自己的一個新的白色皮包拿來遞給我，說：「用這個吧！」
我接過來，倒是覺得自己順眼多了。
我們坐車子先到台灣攝影社照了照片，新娘花不知他是從哪裡買的，紅紅綠綠的一大堆，實在俗氣。臨時向照像館老闆借了一束假花，那花是清一色淡黃的馬蹄蓮，非常別致。後來我把那張彩色的結婚照片寄回家去，家中親友來信，一致讚美，說台灣的花真好看！
我照完了像，來到「凱歌歸」，在黃君燃放的鞭炮聲中，進了新娘休息室。同學澤宜對著身穿禮服。頭戴花紗的我看了一陣，失聲叫道：「哎呀！怎麼沒戴耳環？」
「為什麼一定要戴耳環？」我說。
「不行，不行。」她說，「手上也光禿禿的，像什麼話？」
她邊說邊跑出去，坐車到她銅山街的家裡，把她二姐何太太的金手鐲、金戒指、金耳環，葉鈴咣啷的帶來一堆。挑了幾樣給我戴上。那真是我有生以來，唯一的一次，戴了那麼多的金飾！
婚禮進行曲是電台的唱片，經過擴大器播放，那倒是最標準的演奏——我想，大概是波士頓交響樂團灌錄的。彭伯伯把我帶進禮堂，司儀開始一項一項的贊禮，各項的致詞、行禮、蓋章、奏樂等等，循序進行，直到禮成，沒有人發現我們的婚禮省掉了一個項目，也許有人發現，而沒好意思提出糾正——我們沒有交換飾物。省掉這一項目的原因，是我們買不起金飾，沒有飾物可以交換。所以，事先就彼此同意，「免了這項吧！」誰說結婚一定要交換飾物？不交換又怎樣？於是，我們理直氣壯地免了這一條。
喜筵開始，寬敞的大廳，清清爽爽地排開十幾桌酒席。那氣氛，實在很美，不像兩個沒有錢的人在結婚。婚禮完畢，朋反們一哄到了我們的新房，少數人占據了借來的沙發椅，多數人還是得坐在「塌塌米」上。我招待大家吃西瓜。大家把西瓜皮都扔在臉盆里，西瓜水還是弄得「塌塌米」上到處都是，後來一直都在招螞蟻。
我們的床是向公家借的兩張單人床，我把它們並在一起，變成雙人的。上面的床罩是他在地攤上買的紅色絲織的窗簾紗。大概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幅面很寬。我把兩幅縫在一起，鋪在床上，兩邊長長的垂下來，不但喜氣洋洋，而且十分别致。朋友們人人說好，女同事而且還決定明天也去逛逛地攤，看還有沒有類似的簾紗，也可買來套用。
第二天，朋友黃君撥著算盤，來向我們報帳。朋友送的禮金不少，去掉禮堂租金、酒席錢、小帳、雜支等等，還剩下3萬多元。我一想，那怎麼行？結婚怎麼可以賺朋友的錢？人家送禮的錢，我們怎麼可以不吃完，而挪做別用？於是，在結婚半個月之內，我三天兩頭請客，直到把那些剩下的錢統統請光，才算放心。而那一陣，正趕上颱風季節，常常下雨。一下雨，房子就漏。我把中間漏雨的地方擺滿了洗臉盆、奶粉罐和水桶。把朋友都趕到不漏雨的角落裡，讓他們坐在牆角邊，吃我做的「靈感菜」。朋友們也完全一副「賓至如歸」的樣子，忘了我們本來沒錢，怎麼還直請客？
好了，這時，婚也給了，禮金也花完了；金飾還給了何太太，皮包還給了彭伯母，沙發也還給了王科長。我們新房的客廳里，就只剩廠一個孤零零的三夾板圓茶几。沒有沙發，光有茶几，真是難看。我們只得向公家借了4把本制的辦公椅子，圍在圓幾周圍。辦公椅子太高，茶几太矮，但是並不妨礙朋友們來聊天的興致。他們那居高臨下，身坐辦公椅，面對咖啡桌，高談闊論的風采，我至今猶覺歷歷在目。
我們沒有負債，所收禮金也完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現在想來，那時真有點傻裡傻氣，糊裡糊塗，莽莽撞撞。也就是因為年輕，凡事憑一股衝勁，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切傳統的風俗禮節，一切瞻前顧後的想法，統統不在我們考慮範圍之內。我們的結婚喜帖是一位寫詩的朋友設計的。他用厚的卡紙做成雙摺的卡片（當時的卡紙很黑，很粗，如今大概誰也看不上眼）。卡片是正方形，正面印新郎新娘的名字，背面印了一幅象徵愛情與祝福的木刻畫。裡面的詞句是我們別出心裁創造的。寫的是：
「我倆決定於X月X日X時在台北『凱歌歸』結婚，歡迎您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過了好幾年，我們一直很窮。忽然有一天，他在電台晚會中摸彩，得了一個不鏽鋼的戒指。我看了，說：「你直到現在都沒給我一個結婚戒指，不如就把這個給我吧！」於是，他把那枚戒指套在我手指上。以後我就一直戴著它。看見它的人都以為它是白金的，而且都說：「看那古怪的花紋，也不是本地貨色；又那麼寬，一定很重。」
白金就白金吧！本來在我看，也()沒有什麼兩樣。或許，它所代表的意義，比白金還多些。
我喜歡告訴人家我結婚的時候如何如何，因為它可以使那些為沒錢鋪張而難過的朋友們，得到很多安慰。尤其是我和他現在已經不必再用「居高臨下」式的桌椅來招待朋友，房子也不再漏雨。當初曾幫過我們，或為我們擔心著急過的朋友們也不再為我們擔心和著急。我想，我們所走過來的這一段人生路程，對尚在趑趄不前的青年朋友來說，是一面很好的鏡子。路，就是這麼走出來的。人生就是這麼一半懵懂，一半認真地闖過來的。我們的指南針很簡單，說穿了，也許只是「心之所安」四個字。他是一個很豁達的人，每到有困難的時候，就用他那北平調子的四川話說：「到哪個坡，唱哪個歌。」
這些年來，我們所唱過的歌有糊塗歌，有倔強歌，有不懂事歌，有受罪歌，有開心歌，有吵架拌嘴歌，也有雨過天晴歌。而結婚的時候那支歌是什麼歌呢？
無以名之，也許可以叫它做「不知天高地厚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