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喜歡朋友。上學的時候，真說得上是「交遊甚廣」，從最高班到最低班，加上學院部各系，以及勞師、簡師、鄉師、幼師，各部，每一班都有我的朋友，所以直到現在，只要遇見老同學，提哪一班，我都有熟人，甚至連姓名都不會忘記。喜歡朋友的天性，使我在上學時大部分的時間都和朋友在一起，讀書反而成了次要的事。而我的朋友是各種性格都有的，有喜歡運動的，有喜歡音樂的，有喜歡吃零食的，有喜歡聊天散步的。也就因為如此，所以，我才左右逢源。看運動會時，因為運動員中有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比別人看得格外起勁，也使我比別人更了解運動規則。和各項運動會的花花絮絮。有音樂會的時候，我也比別人開心。因為演奏或演唱的人是我的朋友。我第一個被她們的琴韻或歌聲感動。當我想要聊天的時候，我有喜歡聊天的朋友。當我想要散步的時候，我有喜歡散步的朋友。甚至我想溜出校門去買零食的時候，也自有這一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與我偕行。而當我為應付考試而不得不開夜車的時候，我找班上功課最好的朋友，她可以做我臨時惡補的老師。
學生時代的朋友真可說是多彩多姿。離開學校，走入社會之後，所接觸的人，不若學校的同學那樣容易相與。所以，在剛開始做事時，所經常來往的仍是以前在學校時所交下的一些朋友。最令我懷念的是一位會填詞的同學，她比我班次低。離開了學校之後，趕上抗戰，我有一段時期，在鄉下教書，學校發不出薪水，生活很苦。那時，她接濟我一切的費用，連寫信的郵票都是她附在信中寄來。逢到寒暑假，總是她寄旅費來，讓我到天津她的住處去度假。假期里，一切吃用固然是她盛情招待，就連肥皂、牙膏等一應日常用品，她也在開學之前為我買齊。然後，買張車票把我送回學校。而我們在她那間租來的小屋裡，成天談的都是些虛無縹緲。我們談詩，談音樂，談對遠方的撞憬，談屬於少女們的羅曼蒂克的夢。現實問題反而不在我們談話的範圍之內。過了幾年之後，這位好朋友環境轉環，而我開始有了一點餘力，於是，輪到我為她找工作，接濟她的生活。
我一直相信，好朋友多半都是在學校的時候交到的。走人社會之後，雖也偶爾遇到一些談得來的，或在工作上必須合作的人，而且感情似乎也相當接近，但總覺其中缺少一些真正的坦白或誠摯，彼此絲毫不存成見、不設防備的時候就很少。我常說，一個人，一旦懂得如何由別人的環境（而不由他的本人）去衡量別人的時候，他就不容易交到真正的朋友了。讀書的時候，大家穿一樣的制服，過一樣的生活，受一樣的待遇，仿佛同學每一個人生來就是相同的。很少有機會去想到某個同學的家世、出身與背景。因此，大家的感情是發乎自然，不帶功利與實用的目的的。走入社會之後，衡量人的標準就很自然的有了改變。在認識一個人之前，幾乎無可避免的要先了解他的家世與背景。而一旦摻入了這些了解，那感情就無論如何也無法再像同學之間那麼真摯與單純了。
我不知別人是否如此，我卻是直到現在，仍然毫無辦法地喜歡單純的由一個人的本身去認識他、有時，當我與一個人交往了很久之後，忽然發現了他（或她）有某些顯赫的家人或親戚關係，我就難免感到失望。友情似乎只有在單獨的個人之間最容易維持。此外，一切的關係都會對友情有或多或少的牽制。這種情形，在結婚之後，就更為明顯。丈夫的朋友不見得是太太的朋友，太太的朋友更不見得是丈夫的朋友。尤其這其間還牽涉到不同性別所造成的顧忌，也容易使人動輒得咎。而大家為了遷就家庭，往往寧願放棄或疏遠朋友，不久以前，我想約幾位老同學聚一聚，左約右約，這個時間不行，那個時間有事；有的是「老爺」在家，她不便擅離職守，有的是「老爺」不在家，她更不便擅離職守。那麼，把「老爺」一同請來呢，大家又一致認為有了他們，()談話都不自由，結果還是吹了，不是女人不要朋 友，而是女人結了婚就不屬於自己。其實，男人又何獨不然？他們結了婚，也同伴不屬於自己。為了家庭，總不可避免要犧牲一些朋友——特別是那些最適於做朋友的「名士派」的朋友。
而且，人們社會經驗越深，對朋友二字的了解就越差。前幾天，我打電話約一位我認識不久但很談得來的女士，到舍下小聚。她很世故地一面答應，一面道謝，一面說：「其實，你有什麼事要我做，在電話里交待一下，也就行了，何必這麼客氣呢？」當下，我真是欲辯無從，怎麼說呢？她已經被功利的人們包圍慣了，因而覺得所有的友誼都隱藏著一點功利的目的。而我對她那一點真正的友誼也就無從辨認了。結果，我還是請了她，她也如期光臨了。但是，我猜想，她一定到現在還在尋思，我究竟有什麼地方需她幫忙。否則，以現在這樣的社會，怎麼會有一個傻瓜肯單單為了友誼而請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