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是一件「雅事」，但這雅事的持權者，是屬於「山人」「名士」者流。所以往古以來，談論這件事最起勁。而又可考的，多屬此輩。若夫鄉曲小子，販夫走卒，即使在疲乏之餘，也要跑進小茶館去喝點茶，那只是休息與解渴，說不上「品」，也說不上「雅」的。至於採茶人，根本上就談不上有好茶可喝，能以留下一些「茶末」「茶梗」，來供自己和親鄰們享受，已經不是茶區裡的「凡人」了。
然而山人名士，不僅要吃好茶還要寫吃茶的詩，很精緻的刻「吃茶文學」的集子。陸羽《茶經》以店，我們有的是講吃茶的書。曾經看到一部明刻的《茶集》收了唐以後的吃茶的文與詩，書前還刻了唐伯虎的兩頁《煮泉圖》，以及當時許多文壇名人的題詞。吃茶還需要好的泉水，從這《煮泉圖》的題名上，也就可以想到。因此，當的講究吃茶的名士，遙遠地雇了專船去惠山運泉，是時見於典籍，雖然丘長孺為這件事，使「品菜」的人曾經狼狽過一回，鬧了—點把江水當名泉的笑話。
鍾伯敬寫過一首《采雨詩》，有小序云：「雨連日夕，忽忽無春，采之瀹（ming），色香可奪惠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系其四角，而石壓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瓮中庭受之。避溜者，惡其不潔也。終夕緦緦焉，慮水之不至，則亦不復知有雨之苦矣。以欣代厭，亦居心轉境之一道也。」在無可奈何之中，居然給他想出這樣的方法，采雨以代名泉，為吃茶，其用心之苦，是可以概見了；張宗子坐在閔名子家，不吃他的名茶不去，而只耗去一天，又算得什麼呢？
還有，所以然愛吃茶，是好有一比的。愛茶的理由，是和「愛佳人」一樣。享樂自己，也是裝點自己。記得西門慶愛上了桂姐，第—次在她家請客的時候，應伯爵看西門那樣的****狂，在上茶的時候，曾經用首《朝天子》調兒的《茶調》開他玩笑。那詞道：「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渣，但煮著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里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她。原來一簍兒千金價。」拿茶比佳人，正說明了他們對於兩者認識的一致性，雖說其間也相當的有不同的地方。
話雖如此，吃茶究竟也有先決的條件，就是生活安定。張大復是—個最會吃茶的人了，在他的全集裡筆談里，若果把講吃茶的文章獨立起來，也可以印成一本書。比他研究吃茶更深刻的，也許是沒有吧。可是，當他正在研究吃茶的時候，妻子也竟要來痲煩他，說廚已無米，使他不得不放下吃茶的大事，去找買米煮飯的錢，而發一頓感嘆。
從城隍廟冷攤上買()回的—冊日本的殘本《近世從語》，裡面寫得是更有趣了。說是：「山僧嗜茶，有樵夫過焉，僧輒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德，而師嗜之甚也？』僧曰：『飲茶有三益，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慾三也』。樵夫曰：『師所謂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蘇以給食，豆粥藜羹，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飢也。明而動，晦而休，晏眠熟寐，徹明不覺。雖南面王之樂莫尚之也。欲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勞苦也。小人有妻，能與小人共貧窶者，以有同寢之樂也，若嗜寡慾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貧也。夫如此，則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辭。」可見，吃茶也並不是人人能享到的「清福」，除掉那些高官大爵，山人名士的一類。
新文人中，談吃茶，寫吃茶文學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風不知向那一方面吹」的詩人徐志摩等，後有做吃茶文學運動，辦吃茶雜誌的孫福熙等，不過，徐詩人「吃茶論」已經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孫畫家的雜誌，也似乎好久不曾繼續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個系統。周作人從《雨天的書》時代（一九二五年）開始作「吃茶」到《看雲集》出版（一九三三年），是還在「吃茶」，不過在《五十自壽》（一九三四年）的時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們不能不欣羨，不斷的國內外炮火，竟沒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壺，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階級的生活是多麼穩定啊。
八九年前，芥川龍之介游上海，他曾經那樣的諷刺著九曲橋上的「茶客」；李鴻章時代，外國人也有「看中國人的『吃茶』，就可以看到這個國度無救」的預言。然而現在，即是就知識階級言，不僅有「寄沉痛於苦茶者」，也有厭膩了中國茶，而提倡吃外國茶的呢。這真不能不令人有康南海式的感嘆了：「嗚呼！吾欲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