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號召中國發展高密度城市、小戶型住房、使用公交,最近在微博上遭到一些80後、90後的圍攻。大家眾口一詞地質問:「教授,憑什麼你在美國住大房,卻要我們住小房?」
我忍不住回嘴:「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中國土地資源緊缺,中國不是加拿大,一般人在中國就要住小房。你不喜歡,就去加拿大。」
其實,更不中聽的話我還沒有說:「為什麼我可以住大房,你只能住小房?因為我在美國當教授。你小年輕什麼都還沒幹,憑什麼輪到你住大房?」
有些網友大概聽出我的話外之音,留言說:「你也許很輝煌,但不是誰都有你這樣的能力,但難道他們不應該活得有尊嚴嗎?」
我只好告訴他:我無論在國內在國外,都並不輝煌,至少在物質上是如此,追求物質也不是我的生活目的。不過,中國就這麼點土地資源,有這麼多人,如果能力一般的人都非要住大房才有尊嚴,哪裡去找那麼多土地?
我們夫妻,從中國到美國都是一路名校上過來,從北大復旦一直到耶魯。這是大部分人沒有的幸運,也是自己奮鬥的結果。在許多人眼裡,這也算挺「成功」了。但我在48歲以前沒有擁有過住房,也沒有住過大房。事實上,在我43歲以前(即女兒5歲以前),都屬於蝸居一族。讀書的最後幾年。一家三口擠在紐約的小閣樓里。夏天的酷熱,使放在壁櫥中的蠟燭都化了,現在想想還如同是昨天的事。我們也沒有覺得自己沒有了尊嚴。我想不明白,我們40歲時在美國過這樣的日子不覺得委屈,怎麼現在的年輕人就受不了呢?
記得讀博士時生活最寬裕的一段時間,是我們夫婦攜著剛出生的女兒在日本研修,那是1999年至2000年間的事情。如同許多中國的留日學生一樣,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人居然住得那麼擠,我們當時住了一套大概50平方米的公寓。日本客人來了都非常驚訝:「怎麼能住這麼大的房子?」我們住的那棟樓是美國各大學聯合開辦的「日本研究中心」進修生的宿舍,房子大的理由之一,是地段很差,就在無家可歸者救濟中心隔壁。乃至一天半夜一點鐘,有位醉醺醺的無家可歸者來敲我家的門。到一般日本人家裡訪問就能看到:他們住的往往比中國許多中產階層家庭要擁擠得多。而當今日本的人均GDP超過4.5萬美元,中國還不到5500美元。
再看看波士頓,屬於美國最為先進的高科技城市之一,中等住戶(包括單身)的年收入超過5.5萬美元,人口才60萬。密度比起中國大城市來小得多,土地資源多得多。但是,最近波士頓在興建30平方米的小戶型。這還是針對年輕的專業階層的,其目的是想將租金控制在每月1200-1600美元,讓年輕人有立足之地。設計者稱,這些剛起步的專業階層,經濟能力有限,何時精力旺盛,一天到晚在外面創業、社交,回家不過是睡一覺而已。他們需要的不是昂貴的大房子,而是降低奮鬥的成本。事實上,年輕人也特別歡迎這樣的安排。如果有位剛從常春藤畢業的後生對著我這年過半百的教授說:「憑什麼你住250多平方米,我們就30平方米?我的尊嚴在哪裡?」在美國社會。大家恐怕會覺得這樣的人有點神經病。
不管一個社會多麼富裕,從底層奮鬥。從一無所有的起點奮鬥還是「王道」.失去了這種精神。社會就失去了進步的動力。這倒讓我想起美國一位專欄作家說的一句話:「所有的中年成功者,如果可能的話,都願意以自己所有的成就和金錢去換回當年那窮困潦倒的蝸居生活。」年輕時代是人生的幸福和美感所在。你失去了對這種東西的感受能力,你就失去了生活。
當然,我不希望用一個80後、90後的概念打倒一代人。事實上,在微博上也有不少年輕一代支持我,恰恰是他們告訴我:同齡人中確實有太多的人覺得什麼都是應該父輩給他們。在我看來,國內當長輩的應該大膽地對後生訓誡:孩子,還沒輪到你。要什麼,自己去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