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靜心研讀杜甫的《蜀相》，使人感慨萬千，盪氣迴腸。
但是品味了《三國演義》，就認為真實的孔明與神壇上的那個諸葛亮反差太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卻沒有人敢於在諸葛亮的問題上說實話。其實原因很簡單：諸葛亮已經穩穩噹噹的屹立於神壇之上！歷代知識分子對他只能仰視和崇拜。如果誰敢於用平視的眼光、用理性的態度來考察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問題，別人就會誤會你，認為你放棄了中國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孔孟之道」。放棄了中國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就等於放棄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生存權。當時絕對沒有「出國」這麼一說，不從眾就等於放棄前途、放棄生存。所以學者們只能把偶像捧得更高，既便有些批評，也只是在仰視的角度上批評。而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的神，不能認清諸葛亮的真實面目，則不能認清三國歷史的內在玄機，也不能對整箇中國歷史作出理性的審視。豎立起一座神像，付出的代價卻是整個民族對歷史的誤會。而一個不能真正了解自己歷史的民族，就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諸葛亮是如何登上神壇的呢？這裡面有很複雜的原因，分析其中奧秘，等於將分析整箇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演變史，不能不說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諸葛亮顯然是一個有遠大政治報負的人。出山之前，按陳壽的客觀記載，明明是「每自比管仲、樂毅」，而《出師表》中，卻虛偽地稱自己「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一般不細心研讀歷史的人，很難發現這種心口不一的強烈反差。而以這種強烈反差為切入點，我們同時可以看出諸葛亮在其早年已展現出不凡的政治才能：在亂世，沒有任何人能預言天下將歸屬何人。投身任何一個軍閥集團，都同時面臨著成王成寇的雙重命運。於是很多人便隨意地將自己的命運付之於未知的籌碼，其原因可能是知遇之恩，可能是正義感使然，可能是利益的權衡，甚至可能是某種政治智慧。而諸葛亮是不會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輕易地交給任何人，他天才般地選擇了劉備，邁出了「光昭將來，刊載不朽」的第一步。其所做所為出於獨具慧眼的眼力：看中劉備可靠的政治旗幟。抗拒住了一時名利的誘惑，投身前景並不算光明的劉備，這說明諸葛亮比別人更有遠見，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顯赫，更不是所從屬政治集團的整體「事業」，而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萬世美名。這種選擇方式，如不加以分析，很容易為他的「表演」所迷惑，以為是一種「漢臣」的大公無私，實際上，這才是貌似大公的大私，遠比追求個人物質利益的「自私」更加「自私」。同時，他也看中了劉備人才匱乏的現狀將給自己提供無比廣闊的發展空間。對待東吳的拉攏，他巧妙地回答：「孫將軍可謂人物，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盡亮，吾是以不留。」這幾句巧妙的對答，加上以《三國演義》為標誌的三國俗文化給人們造成的神化諸葛亮的思維定勢，使人們往往對這句話的理解是孫權器量小，所以不能充分發揮諸葛亮的才能。這種論斷顯然是幼稚且無意義的。孫吳不能「盡亮」真正原因，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好位子都叫別人占了」。
面對人才濟濟的曹魏，諸葛亮則更是「立場堅定」。入蜀後，他曾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韜嘆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一生一世具備一種領導藝術和政治智慧的諸葛亮，偶然有這麼一次「真情」流露，便立刻暴露了自己「寧為雞首，不為鳳尾。」的價值取向。他為早年好友的「不見用」而遺憾，這種感情應該是真實的。但顯然他更多地是慶幸，自己沒有「倫落」到一個「多士」的勢力集團，因而在劉氏集團中鶴立雞群，一枝獨秀。看到諸葛亮這一瞬息的真情流露，不仕吳的問題還需要更多解釋嗎？
曾有人根據三國志上關於諸葛亮「嚴法」的記載，斷定諸葛亮「以法治國」，蜀漢是「法
治化國家」。這顯然是象牙塔中的書生之論。
從本質上看，「法治」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在中國封建社會，在毫無法治傳統的中國，不論「嚴治」還是「寬治」都永遠是地主階級的政治鬥爭策略。「寬治」則是掌握政權的地主階級集團收買另一個地主階級集團的法寶，而「嚴治」作為一個掌握政權的地主階級集團用來打擊另一個地主階級集團的手段，是掌握政權的政客打擊其它政客的方法。諸葛亮的「以嚴治蜀」也是同樣，它是諸葛亮用來打擊益州土著集團，維護荊州集團統治權的工具，是用來打擊持有不同政見者，維持諸葛亮一手遮天專權統治的手段。諸葛亮的「嚴法」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擅權心強的諸葛亮，不僅大權獨攬，甚至連小權都不肯放手，仗責五十以上都要親自過問，他絕不允許朝臣們對自己稍不順從。通過其爐火純青的政治表演術，展現其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的本色。諸葛亮不僅排除異已，而且還為自己樹立了「刑法雖峻而無怨者」的美名。人們為了論證這一點，常常以諸葛亮的主要政敵的被廢為例，如廖立、李嚴之被黜，習鑿齒稱之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無怒」，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蜀國官修歷史的縫隙，看到諸葛亮是如何把自己化裝成「水鏡」的。
首先是李嚴受到懲罰。李嚴的失敗，緣由是自己運糧不濟，派人假傳聖命，讓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假裝不知道這件事情，最後諸葛亮拿出前後書信，李嚴只能認栽。從這件事看，似乎李嚴罪不可赦。一般人都認為諸葛亮明鏡高懸，對犯法高官毫不留情。但從史料上一個個細節來分析，諸葛亮就再也演飾不了他一開始便對李嚴所抱有強烈的忌恨之心：
如李嚴被黜是建興九年，在此之前的建興五年，李嚴還是地位僅次於諸葛亮的顧命大臣，而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讚揚了一大群朝臣，而對李嚴這位地位僅此於他的重臣卻隻字未提。看來《前出師表》真是諸葛亮的「心聲」！再會表演的人，也總會有一時放鬆，吐露心聲，這使我們看到諸葛亮的陰暗面。
再如，諸葛亮曾稱李嚴「部分如流、趨舍罔置，正方性也」；而到李嚴犯事，又說「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事。」如此前後不一的言辭，讓我們體會到了諸葛亮的「機巧」不是說著玩的。千百年來，又有何人注意到這一尊神，諸葛亮常常隨意推翻他本人過去的言論。
諸葛亮與李嚴對立的原因無須多論：兩個權力欲都很強的政客碰到一起，無論如何也避免不了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李嚴是劉備欽定的第二號託孤重臣，而對諸葛亮這樣一個無論
權力欲和表現欲都極強的政治家來說，他根本不需要副手。於是諸葛亮處心積慮地壓制李
嚴，消除李嚴的兵權，外放到江州，大行冷落排擠。而最後似乎真是「蒼天不負有心人」，李嚴一念之差，親自把自己的把柄送到諸葛亮面前。
而廖立的獲罪完全是禍從口出。只因為當著李邵、蔣琬等元老重臣的面，批評了劉備不把精力用於取漢中而用於和孫吳爭奪荊州的戰略失誤，指責關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而後又評判指責向朗、文恭、王連等朝臣。李邵、蔣琬自然把這種「重要信息」報告給諸葛亮，諸葛亮正好有了藉口，於是以「誹謗先帝，疵毀眾臣」的罪名把廖立廢為平民。從中國幾千封建歷史我們可以得知：製造「文字獄」，從某人言論觀點中尋找罪名，是官場鬥爭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凡是由言論定罪者，幾乎全部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自然，廖立的犧牲只是千百萬「文字獄」囚客中微不足道的一個，而絕非所謂諸葛亮「法度嚴明」的體
現。
此外，史學家有時候也會通過比較間接的方式告訴我們事情的真相。《廖立傳》有雲，廖立「自謂才名為諸葛亮之二」。這下我們就恍然大悟了：廖立不僅自視甚高，自稱「諸葛亮第二」，而且才名冠於蜀中，受到蜀人普遍稱讚。惹怒諸葛亮的原因恰在其中。
而彭羨，字永年，似乎史官一時疏漏，便真情表達。這個彭永年劉備很喜歡他，「以為奇」，而諸葛亮「雖外接待羨，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諸葛亮心裡不接受這個人，但表面上對人家好，暗地裡在先主面前說人家壞話。這種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大概是所有「天才政治家」的拿手好戲。而誹謗的內容呢？是「心志廣大，難可安保」。挑不出實質性的錯誤，就指責別人是「野心家」。
由諸葛亮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由此觀之，諸葛亮對待政敵，是早有準備，時時留心，別人一時說錯了話，犯了什麼錯，就抓住時機，施加政治打擊，致其於死地。而這些政敵在諸葛亮平時的排擠下，要麼如廖立、彭羨，心情壓抑，時不時發些牢騷，就被告密者利用，而在諸葛亮的政治高壓下，必然產生大批的告密者。要麼如李嚴，犯了一點小錯害怕諸葛亮藉機整自己，只好鋌而走險，於是更被諸葛亮抓住把柄。而從表象上看，似乎是諸葛亮法度嚴明，「惡無纖不貶」。諸葛亮的政治手腕可謂強硬！
古人云：「讀《出師表》不落淚者為不忠。」這一句話，便剝奪了讀書人的思想自由。《出師表》作為中國文學的名篇，被歷朝歷代列入啟蒙課本中，我們中國人都被要求在沒有絲毫判斷能力的年齡背熟了《出師表》，按照老師教授的意思理解《出師表》。所以，很少有人細究《出師表》中一些微妙的東西。
其實，《出師表》有豐富的含義，既是諸葛亮控制劉禪的手段之一，也是諸葛亮真情的流露；是諸葛亮面對蜀國政壇全體觀眾的一場表演，也是能從「字縫」中洞察其中潛台詞的珍貴腳本。
《出師表》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是「先帝」。在全760字中，「先帝」竟有13個之多。正文第一個詞就是「先帝」，最前面幾句話中，幾乎句句都有「先帝」。諸葛亮把「先帝」掛在嘴邊上，隨時提醒劉禪，你老子說了：「汝與丞相從事，事之若父」。通過打這張萬無一失的「先帝牌」，諸葛亮才能獨攬蜀漢軍政，「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
除「先帝」外，出師表中另外兩個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是「宜」和「不宜」。「……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全然一副爸爸教訓兒子的口氣，看來諸葛亮這個「相父」當得確實理直氣壯。而最能體現諸葛亮的大權獨攬的還是這句話：「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如此霸道的言辭，何忠之有？恐怕連被人稱為「奸佞」的曹操，都說不出這樣露骨的話來？諸葛亮反反覆覆地教育劉禪要「親賢臣，遠小人」。而且在《出師表》中列舉了幾位「賢臣」，如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以及將軍向寵。這些人「忠心」與否暫且不論，但都是在整個三國史中名氣不大，可見能力最多為中流。()所謂「賢臣」，必須是德才兼備，按照這個標準，上面這些中資之才很難稱為一流「賢臣」。但為什麼諸葛亮要提這幾個人呢？很難不令人懷疑諸葛亮不是在攏絡親信。而諸葛亮不僅要劉禪「親」這些人，甚至明目張胆地要求劉禪聽這些人的話。「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從《三中志》中了解這些人的底細：董允，本是劉禪身邊的「太子舍人」、「洗馬」出身，諸葛亮親自提拔，成為嫡系，將其「遷為待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掌管御林軍。向寵，諸葛亮「老同學」向朗的侄子（所以諸葛亮把他作為「重點推薦對象」，不是與前面三位放在一起，而是單獨拿出來稱讚），當時也是「典宿衛兵」。讓一個皇帝「事無大小」都要向由諸葛亮安插在身邊的、掌握大內兵權的近臣們請示匯報，「悉以咨之」，聽上去似乎已經不是我們大家熟悉的那個諸葛亮了，到更象是一個篡逆之臣。而諸葛亮《出師表》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顯然是配合第一次北伐所做的意識形態攻勢。《出師表》作為「政府行文」、「紅頭檔案」，肯定要將一系列政治信號傳達給朝臣們。諸葛亮的北伐是頂著益州土著集團和劉璋東州集團的壓力進行的，他要借《出師表》來告訴朝臣們，他已經控制了劉後主，不聽他的是沒有好結果的。
不過，諸葛亮的日子也並不好過，「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為了北伐，為了向政治上的對立面證面他有「討賊復」的能力，諸葛亮不得不立下了「軍令狀」，而且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也成了和他拴在一條線上的蚱。愛諸葛亮的人，常常被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敗後「揮淚折馬謖」、自貶三級而感激涕零。實際上，諸葛亮是已經立了「軍令狀」；是乘著南征的勝利，意氣風發、滿懷信心地去北伐的；是做了無數鋪墊、虛張了無數聲勢北伐的。北伐淺嘗則敗，最下不來台的是諸葛亮自己。而諸葛亮請罰的結果只是名義上貶為「右將軍」，實際上還是「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也許，換一個角度說，凡仁人志士，讀《出師表》真的應該落淚。是為一個情願守著一尊神像，而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而落淚。
綜上所述，從本質上看，諸葛亮只不過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戎馬一生，抱憾而終。所以，有不少史學家稱，諸葛亮的一生是一個悲劇。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處於剝削階級當政的時期，諸葛亮的悲劇既是偶然，又是歷史的必然。若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問題，諸葛亮的所作所為都是他的分內之事，因為統治階級維護本階級利益的階級本性和政治智慧，無論在何時何地，永遠都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