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我們研究繪畫的時候，曾品評畫人：對於理解藝術，具有思想，而能表現人生觀的人，稱為「畫家」。對於不懂藝術，沒有思想，而只有描繪技巧的人，稱為「畫匠」。畫家是藝術的嚮導者，是高尚的。畫匠有手而沒有腦，是凡庸的。
在抗戰中，作戰人員也可以分別這樣的兩種：理解抗戰的意旨，威而不猛，怒而不暴，具有大勇者，稱為「戰士」。
不解抗戰的意旨，撫劍疾視，暴虎馮河，以殺人為能事者，稱為「戰匠」。戰士以干戈扞衛人道，以武力爭取和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是可尊敬的。戰匠不懂大體，但好小勇，不知仁義之道，但與侵略者爭長，故是下賤的。我們不殺俘虜，足見多有戰士。仁能克暴，最後勝利，屬我無疑。
杜詩有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真是藹然仁者之言！我抗戰軍民宜各書之於紳。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漢口
原來是個健全的身體：五官靈敏，四肢堅強，百體調和。
每日所進的是營養豐富，滋味鮮美的粥飯。
一種可惡的病菌侵入了這個身體，使他生起大病來。頭暈目眩，手足攣痙，血脈不和。為欲使他祛病復健，就給他吃殺菌的劇藥，以毒攻毒，為他施行針灸，刀圭，以暴除暴。
但這是暫時的。等到大病已除，身體復健的時候，他必須屏除劇藥，針灸和刀圭，而仍吃粥飯等補品，使身體回復健全。
我們中華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難，就好比一個健全的身體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劇藥，針灸和刀圭，文藝當然也如此。我們要以筆代舌，而吶喊「抗敵救國！」我們要以筆當刀，而在文藝陣地上衝鋒殺敵。
但這也是暫時的。等到暴敵已滅，魔鬼已除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停止了殺伐而回復於禮樂，為世界人類樹立永固的和平與幸福。
病時須得用藥石；但復健後不能仍用藥石而不吃粥飯。即在病中，除藥石外最好也能進些粥飯。人體如此，文藝界也如此。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漢口
一到漢口，就有人告訴我：「×××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我說：
「不可，不可！此人沒有懂得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
《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鼓吹和平。
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說「護生」就是「護心」。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我勸他不要。並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螞蟻，只恐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會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故讀《護生畫集》，須體會其「理」，不可執著其「事」。
說者大約以為我們現在抗戰，正要鼓勵殺敵；倘主張護生，就變成不抵抗，所以說該書可以燒毀。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的緣故。我們不是侵略戰，是「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以仁克暴。我們的優待俘虜，就是這主義的實證。倘同日本一般樣見識地殺人，那就變成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步義大利、日本軍閥之後塵，而為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了！
護生者，王者之道也。我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已！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九日，漢口
沙是最不可收拾的東西。記得十年前，我在故鄉石門灣的老屋後面辟一兒童遊戲 場，買了一船河沙鋪在場上。一年之後，場上的沙完全沒有了。它們到哪裡去了呢？ 一半粘附了行人的鞋子而帶出外面去，還有一半陷入泥土裡，和泥土相混雜，只見泥 而不見沙了。這一船沙共有十多石，講到沙的粒數，雖不及「恆河沙數」，比我們中 華民國的人口數目，一定更多。這無數的沙粒到哪裡去了呢？東西南北，各自分散， 沒有法子召集了。因為它們的團結力非常薄弱，一陣風可使它們立刻解散。它們的分 子非常細小，一經解散，就不可收拾。
但倘用袋裝沙，沙就能顯示出偉大的能力來。君不見抗戰以來，處處地方堆著沙 袋，以防敵人的炮火炸彈的肆虐麼？
敵人的槍子和炮彈一碰著沙袋，就失卻火力，敵人的炸彈片遇著沙袋，也就不能 傷人，沙的抵抗力比鐵還大，比石更強。
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功用。
原來沙這種東西，沒有約束時不可收拾，一經約束，就有偉大的能力。中國四萬 萬人，曾經被稱為「一盤散沙」。抗戰「好比一隻沙袋」，現在已經把他們約束了。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漢口
同學孔君從浙江走浙贛路來漢口。一下車，就被警察錯認為日本間諜，拉去拘禁 在公安局。因為孔君臉色焦黃，眉濃目小，兩頰多須，剃成青色，而且西發光澤，洋 服楚楚，外形真像日本人。警察的錯認是難怪的。
他向警察聲辯，說是自家人，不是敵人。警察問「你是中國哪地方人？」孔君答： 「我是浙江蕭山人，剛才從蕭山來。」
警察問：「你是蕭山人，應該會講蕭山話。你講幾句看！」孔君就講了一套道地 的蕭山話。警察冷笑著說：「你們日本人真有小聰明，蕭山話學得很像！」這使孔君 無法置辯，只得任其拘禁。一面設法打電話通知漢口的朋友，托他們來保。結果被拘 禁五六小時，方始恢復自由。演了一齣喜劇。
晚上我同孔君共飲，就用這件逸事下酒。我安慰孔君說：「你雖失卻了五六小時 的自由，但總是可喜的。我們偵察日本間諜，惟恐其不嚴。過嚴是可以體諒的。你們 孔家人往往吃這種眼前虧：昔夫子貌似陽貨，幾乎送了性命。今足下貌似敵人，失卻 五六小時的自由，是便宜的。」
（１９３８年）四月十一日，漢口
逃難以來，常常聽見有人慶賀獨身者說：「在這時代，做獨身者最幸運。逃起難 來便當得多。」獨身者客氣地回答：「也不見得。」但臉色表示承認這話。
我最初聽到這話，覺得不錯。但進一步想，就覺得不然，有家眷的不過痲煩一點 而已，在精神上與獨身者一樣，並無幸不幸之分。
所謂「獨身者最幸運」，是只管自家不顧別人的意思。譬如時局緊張，炮火迫近， 人家扶老攜幼，生離死別。他只顧自己一身，逃之杳杳，這就算幸運。
但其人倘富有同情，就並不感覺幸運，也一樣地苦痛。因為我們的愛，始於家族， 推及朋友，擴大而至於一鄉，一邑，一國，一族，以及全人類。再進一步，可以恩及 禽獸草木。因為我們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無我」之稱。儒者也說：「聖人無 己，靡所不己。」就是說聖人沒有自己，但沒有一物不是自己。這決不是空言誇口。 無論何人，倘親眼看到前線浴血，難民慘死，其同情心一定會擴大起來。
所以在這時代，家族有無不成問題。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家族老幼數十人，也不 相關。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獨身者，也感苦痛。因為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是他的家族， 全人類都是他的家族。
１９３８年
一個老百姓所擬媾和條件之一曰：「將他們所有的武器熔化了，鑄成總理遺像， 立在富士山頂。」有人說他浮誇，我以為意有可取。
孫中山先生思想極為偉大，試看他的論著，凡百建設，除保護國家，復興民族之 外，必以促進世界大同為最後目標。可見他對於人類的愛，沒有鄉土，國際的界限。 凡是圓顱方趾的人，都是他所愛護的。此心與中國古聖賢的「王道」，「仁政」相合， 可謂偉大之極。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川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我國 本孫中山先生的教訓而抗戰，戰必勝矣。
故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倘要造形化，鑄成雕像，恐怕熔了日本所有的武器，還不 夠用。即使夠用，恐怕小小的富士山也載不起。況且，我們主張和平外交，不要侵占 別人的土地。故總理遺像，還是叫他們造在崑崙山上好。
１９３８年
嘴裡喊著「我們愛好和平」，而手裡卻拿著武器，決不肯放下。
這種口是心非的態度因何而起？答曰：起於卑怯和自私。
心裡想要霸占橫行，而沒有膽量直說出來，嘴上假意說「我們愛好和平」。這是 卑怯的態度。這些人的人格，不及綠林好漢遠甚。有幾個強盜，雖然作惡，而自認不 諱，還有一 點可佩服。心裡想作惡，而忸忸怩怩的，不敢直說，才是卑怯齷齪。
只顧自己而不顧別人，只以一身或一國為重，而不顧全人類。所以手裡拿著武器， 時時自衛。他們想：倘自己真果放下武器，恐怕被別人殺死。他們更進一步想：倘使 別人真果放下武器，我不妨立刻殺死他。這樣一味自私自利，哪裡談得上和平。
我們要達到和平，只有借他們的武器來殺他們自己，我們的抗戰就是為此。
１９３８年
為什麼肯做漢奸？我想多數是為貪生怕死。倘不貪生，不願屈節事敵。倘不怕死， 非但不做漢奸，且可做游擊隊員了。
古聖人云：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惡也；所惡有甚於死者。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惡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 體生，是「行屍走肉」。肉體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願為「行屍走 肉」，而願得為「永生」。
但漢奸的所見異於是。他們寧願做「行屍走肉」不需要「永生。」
故志士與漢奸的差別，可說在於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可為志 士，注重物質生活的人可為漢奸。
１９３８年
六年之前，我在故鄉浙江石門灣蓋造一所房子，名叫緣緣堂。房屋並不富麗，更 非摩登；不過多年浮家泛宅的一群家族，從此得到了一處歸宿之所，自是歡喜。堂成 之後，我從杜甫詩里竊取兩句，自寫對聯，裱好掛在堂前。聯曰：「暫止飛烏才數子， 頻來語()燕定新巢。」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門灣。我率眷老幼十 人，攜行物兩擔，離開 故鄉，流徙桐廬。二十三日，石門灣失守。我軍誓死抗戰，失而復得。後來，得而復 失，失而復得，以至四進四出。石門灣變成焦土，緣緣堂就做了焦土抗戰的烈士。
我們不久又離桐廬，遠行至江西萍鄉，這時候方始得到緣緣堂被焚的訊息。全家 不勝惋惜。不久我們又離萍鄉赴長沙。上海友人來信，賦詩吊緣緣堂，詞意悲切。此 時我已在沿途看見萬眾流離的苦況，聽見前線浴血的慘聞，對自己的房屋的損失，非 但毫不可惜，反而覺得安心。倘使我毫無損失，心中不免慚愧。因此我就和他一首詩。 詩曰：「寇至余當去，非從屈賈趨。欲行焦土策，豈惜故園蕪？白骨齊山嶽，朱殷染 版圖。緣緣堂亦毀，慚赧庶幾無。」
１９３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