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再看這10篇關於母親的文章，潸然淚下！
所以這也許是母親好地收藏這張粗糙的生日卡片的最大理由了吧。因為，這麼多年來，我也只給了她一張而已。這麼多年來，我只會不斷地向她要求更多的愛，更多的關懷，不斷地向她要求更多的證據，希望從這些證據里，能夠證明她是愛我的。
而我呢？我不過只是在十四歲那一年，給了她一張甜蜜的卡片而已。她卻因此而相信了我，並且把它細心地收藏起來，因為，也許這是她從我這裡能得到的唯一的證據了。
在那一剎那，我才發現，原來，原來世間所有的母親都是這樣容易受騙和容易滿足的啊！在那一剎那間，我不禁流下淚來。
我出生於山東省高密縣一個偏僻落後的鄉村。5歲時，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艱難的歲月。生活留給我最初的記憶是母親坐在一棵白花盛開的梨樹下，用一根紫紅色的洗衣棒槌，在一塊白色的石頭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綠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濺到母親的胸前，空氣中瀰漫著野菜汁液苦澀的氣味。那棒槌敲打野菜發出的聲音，沉悶而潮濕，讓我的心感到一陣陣地緊縮。
這是一個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的畫面，是我人生記憶的起點，也是我文學道路的起點。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體來把握生活，來感受事物。儲存在我腦海里的記憶，都是這樣的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有形狀的立體記憶。這種感受生活和記憶事物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我小說的面貌和特質。這個記憶的畫面中更讓我難忘的是，愁容滿面的母親，在辛苦地勞作時，嘴裡竟然哼唱著一支小曲！
母親沒讀過書，不認識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難，真是難以盡述。戰爭、飢餓、疾病，在那樣的苦難中，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她活下來，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她在飢腸轆轆、疾病纏身時還能歌唱？有一段時間，村子裡連續自殺了幾個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種巨大的恐懼。那是我們家最艱難的時刻，我總擔心母親走上絕路。每當我下工歸來，一進門就要大聲喊叫，只有聽到母親的回答，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有次下工回來，母親沒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不由地大聲哭起來。這時，母親從外邊走了進來。她對我非常不滿，她認為一個人尤其是男人不應該隨便哭泣。她追問我為什麼哭。我不敢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對我說：孩子，放心吧，閻王爺不叫，我是不會去的！
母親的話雖然腔調不高，但使我陡然獲得了一種安全感和對於未來的希望。這是一個母親對她憂心忡忡的兒子做出的莊嚴承諾。活下去，無論多麼艱難也要活下去！現在，儘管母親已被閻王爺叫去了，但她面對苦難掙扎著活下去的勇氣，將永遠伴隨著我，激勵著我。
我的母親姓黃，年紀極小時就隨同我一個舅父外出在軍營中生活，所見事情很多，所讀的書也似乎較爸爸讀的稍多。外祖黃河清是本地最早的貢生，守文廟作書院山長，也可說是當地唯一讀書人。所以我母親極小就認字讀書，懂醫方，會照相。舅父是個有新頭腦的人物，本縣第一個照相館是那舅父辦的，第一個郵政局也是舅父辦的。
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這個瘦小、機警、富於膽氣與常識的母親擔負的。我的教育得於母親的不少，她告我認字，告我認識藥名，告我決斷——做男子極不可少的決斷。我的氣度得於父親影響的較少，得於媽媽的似較多。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甚麼事，說錯了甚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我媽媽忠厚老實，絕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並不感覺，事後才明白，「喔，她在笑我」或「喔，他在罵我」。但是她從不計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寬大，不念舊惡，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處，一輩子沒一個冤家。
媽媽並不笨，該說她很聰明。她出身富商家，家裡也請女先生教讀書。她不但新舊小說都能看，還擅長女紅。我出生那年，爸爸為她買了一台勝家名牌的縫衣機。她買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縫，在縫衣機上縫，一會兒就做出一套衣褲。媽媽縫紉之餘， 常愛看看小說，舊小說如《綴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說也能領會各作家的風格，例如看了蘇梅的《棘心》，又讀她的《綠天》，就對我說：「她怎麼學著蘇雪林的《綠天》的調兒呀？」我說：「蘇梅就是蘇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後說， 她是名牌女作家， 但不如誰誰誰。我覺得都恰當。
媽媽每晚記帳，有時記不起這筆錢怎麼花的，爸爸就奪過筆來，寫「糊塗帳」，不許她多費心思了。但據爸爸說，媽媽每月寄無錫大家庭的家用，一輩子沒錯過一天。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她是個忙人，每天當家過日子就夠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沒固定的地方，常常調動，從上海調蘇州，蘇州調杭州，杭州調回北京，北京又調回上海。
我爸爸厭於這類工作，改行做律師了。做律師要有個事務所，就買下了一所破舊的大房子。媽媽當然更忙了。接下來日寇侵華，媽媽隨爸爸避居鄉間，媽媽得了惡疾，一病不起，我們的媽媽從此沒有了。
我想念媽媽，忽想到怎麼我沒寫一篇《回憶我的母親》啊？我早已無父無母，姐妹兄弟也都沒有了，獨在燈下，寫完這篇回憶，還痴痴地回憶又回憶。
我十七歲離開母親，到遠方求學。臨行的時候，母親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誡我待人接物求學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關照我起居飲食一切的細事。她給我準備學費，她給我置備行李，她給我制一罐豬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網籃里；她給我做一個小線板，上面插兩隻引線放在我的箱子裡，然後送我出門。放假歸來的時候，我一進店門，就望見母親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歡迎我歸家，口角上表了慈愛的笑容，她探問我的學業，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晚上她親自上灶，燒些我所愛吃的菜蔬給我吃，燈下她詳詢我的學校生活，加以勉勵，教訓，或責備。
我廿二歲畢業後，赴遠方服務，不克依居母親膝下，唯假期歸省。每次歸家，依然看見母親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現出慈愛的笑容。她像賢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師一般教訓我。
我三十歲時，棄職歸家，讀書著述奉母，母親還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裡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只是她的頭髮已由灰白漸漸轉成銀白了。
我三十三歲時，母親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從此不再有我母親坐著了。然而每逢看見這隻椅子的時候，腦際一定浮出母親的坐像——眼睛裡發了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她是我的母親，同時又是我的父親。她以一身任嚴父兼慈母之職而訓誨我撫養我，我從呱呱墜地的時候直到三十三歲，不，直到現在。陶淵明詩云：「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這個毛病；我曾經全部接受了母親的慈愛，但不會全部接受她的訓誨。所以現在我每次想像中瞻望母親的坐像，對於她口角上的慈愛的笑容覺得十分感謝，對於她眼睛裡的嚴肅的光輝，覺得十分恐懼。這光輝每次給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勵。
姑母常鬧脾氣。她單在雞蛋裡找骨頭。她是我家中的閻王。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是的，命當如此。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
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寧吃虧，不逗氣。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裡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繼承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並不軟弱。母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聯軍入城，挨家搜尋財物雞鴨，我們被搜過兩次。母親拉著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著「鬼子」進門，街門是開著的。「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後入室搜尋。他們走後，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竽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的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著槍炮。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
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以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畫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國小，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我媽在牽掛著我，她並不以為她已經死了，我更是覺得我媽還在，尤其我一個人靜靜地待在家裡，這種感覺就十分強烈。我常在寫作時，突然能聽到我媽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聽到叫聲我便習慣地朝右邊扭過頭去。從前我媽坐在右邊那個房間的床頭上，我一伏案寫作，她就不再走動，也不出聲，卻要一眼一眼看著我，看得時間久了，她要叫我一聲，然後說：世上的字你能寫完嗎，出去轉轉麼。
現在，每聽到我媽叫我，我就放下筆走進那個房間，心想我媽從棣花來西安了？當然是房間裡什麼也沒有，卻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語我媽是來了又出門去街上給我買我愛吃的青辣子和蘿蔔了。或許，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掛在牆上的她那張照片裡，我便給照片前的香爐里上香，要說上一句：我不累。
雙腿癱瘓後，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望著望著窗外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聽著聽著李谷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牆壁。母親這時就會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當一切恢復沉寂時，她又悄悄地進來，眼邊紅紅的，看著我。「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我推著你去走走。」她總是這麼說。母親喜歡花，可自從我的腿癱瘓以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活什麼勁兒！」母親撲過來抓住我的手，忍住哭聲說：「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兒活，好好兒活……」可我卻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地。後來妹妹告訴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來覆去地睡不了覺。
那天我又獨自坐在屋裡，看著窗外的樹葉「唰唰啦啦」地飄落。母親進來了，擋在窗前：「北海的菊花開了，我推著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臉上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麼時候？」「你要是願意，就明天?」她說。我的回答已經讓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說。她高興得一會坐下，一會站起：「那就趕緊準備準備。」「哎呀，煩不煩？幾步路，有什麼好準備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邊，絮絮叨叨地說著：「看完菊花，咱們就去『仿膳』，你小時候最愛吃那兒的豌豆黃兒。還記得那回我帶你去北海嗎？你偏說那楊樹花是毛毛蟲，跑著，一腳踩扁一個……」她忽然不說了。對於「跑」和「踩」一類的字眼，她比我還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沒回來。
鄰居們把她抬上車時，她還在大口大口地吐著鮮血。我沒想到她已經病成那樣。看著三輪車遠去，也絕沒有想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鄰居的小伙子背著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艱難地呼吸著，像她那一生艱難的生活。別人告訴我，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
又是秋天，妹妹推著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黃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潔，紫紅色的花熱烈而深沉，潑潑灑灑，秋風中正開得爛漫。我懂得母親沒有說完的話。妹妹也懂。我倆在一塊兒，要好好兒活……
我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那個母親；一個是我的祖國母親。我對這兩個母親懷著同樣崇高的敬意和同樣真摯的愛慕。
我六歲離開我的生母，到城裡去住。中間曾回故鄉兩次，都是奔喪，只在母親身邊呆了幾天，仍然回到城裡。最後一別八年，在我讀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母親棄養，只活了四十多歲。我痛哭了幾年，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我真想隨母親於地下。我的願望沒能實現。從此我就成了沒有母親的孤兒。一個缺少母愛的孩子，是靈魂不全的人。我懷著不全的靈魂，抱終天之恨。一想到母親，就淚流不止，數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國，來到哥廷根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為什麼，母親頻來入夢。
我的祖國母親，我這是第一次離開她。離開的時間只有短短几個月，不知道是為什麼，我這個母親也頻來入夢。夜裡夢到母親，我哭著醒來。醒來再想捉住這夢的時候，夢卻早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下面描繪在夢裡見到母親的情景。最後一段是：天哪！連一個清清楚楚的夢都不給我嗎？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
我在國內的時候，只懷念，也只有可能懷念一個母親。現在到國外來了，在我的懷念中就增添了一個祖國母親。這種懷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時候，異常強烈。以後也沒有斷過。對這兩位母親的懷念，一直伴隨著我度過了在德國的十年，在歐洲的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