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雲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人們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地叫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盡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叫喊，找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人們中間似乎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點的女人們身上踢了幾腳，迴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向樓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鈕扣，幾個睡眼惺忪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子裡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柴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著三十三個被老闆們所指罵的「懶蟲」和「豬玀」，所以，除出「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裡還住著二千個左右穿著破爛衣服而專替別人製造衣料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玩，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訖，「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鋪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些紅磚牆圍著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裡裝進三十幾部沒有固定車腳的活動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後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釘著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著：「陳永田泰洲」、「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地貼著褪了色的紅紙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後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後，當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里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她們頭髮上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老闆」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列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前面。樓下的那些蓆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隻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乾飯。中午的飯和晚上的粥，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裡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餵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滷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裡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頭舐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隻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裡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衝上一些冷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構成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到超過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著餓死不乾。此外，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自稱是「溫情主義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中，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採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代替「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的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子，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儘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裡生病躺著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所以在這種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是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就停止了，後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地跳起來，於是在門口擦牙的老闆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的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闆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裡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閒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將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帶工的老闆。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里，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或者「養成工」。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個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幾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們就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母親?——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群沒鎖鏈的奴隸。每人手裡拿一本列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對這河流裡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有人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一點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的穿著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著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也許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輕別人，這在「外頭工人」的心裡也是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著嘴巴在等待著它的滋養物了。印度門警把守著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只交一本列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粘著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之後，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裡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廠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了。——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地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里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這當然是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這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響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痳痺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轢……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牆的廠房裡面，分辨不出這是什麼聲音，也決沒有使你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餘裕。紡紗間裡的「落紗」（專管落紗的熟練工）和「盪管」（巡迴管理的上級女工，日本人叫做「見回」），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勢，而用經常銜在嘴裡的口哨，因為只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才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
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看出飛揚著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地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的推著，一個人在一條「弄堂」（兩部紡機的中間）中間反覆地走著，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可以看出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可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捆的原棉拆開，用手扯松，揀去裡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她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那種車間裡，不論你穿什麼衣服，一刻兒就會一律變成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的在室中飛舞著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著她們的五官鑽進，頭髮、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紗花寄託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當你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鬆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脅。她們每天過著黃霉，每天接觸著一種飽和著水蒸氣的熱氣。按照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紗在潮濕狀態比較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裡必需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氣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地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工人」所能想像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勞，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時候。但是打瞌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盪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的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的少了，可是這種「幸福」只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盪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發作，散工之後往往會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麼人都可以欺侮，什麼人都看不起她們，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盪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麼，從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闆的立場來看，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不僅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就歡喜他們採用毆打這一種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給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卑屈地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死不幹事，只是不要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幹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為要在洋東家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尋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著牆壁立著，拿莫溫跟著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迭個（這個）小姑娘壞來些！懶惰！」
拿莫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在頭上，就不會打瞌！」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麼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闆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出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的工作，所以外頭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節禮的辦法來巴結拿莫溫，希望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的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著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織布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屍首，那麼我也這樣聯想，在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
「一·二八」戰爭之後，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徵是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著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可是在這漸減的工人裡面，包身工的成分卻在激劇的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裡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東洋廠的四萬八千工人裡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一「弄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子），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資的增大，但是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子，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亨司」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麼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帳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闆家庭的義務勞動，豬玀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於和鋼鐵造成的機器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逼著在做工。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願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扎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怕夢！」
但是，帶工老闆是不怕做怕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闆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一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迴轉頭來瞪了她一眼。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分做平均，做了兩年，帶工老闆在她身上實際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麼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裡，偷偷地托一個在補習學校念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闆手裡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闆和兩個打雜的站在門口。滿臉橫肉的老闆趕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頭髮，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玀，一天三餐餵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樣子！
「誰給你寫的信？講，講！」
鮮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後，再在老闆娘的亭子樓里吊一晚。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息，屏著氣，睜著眼，千百個奴隸在黑夜中嘆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根痲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蘆柴棒一般的卻偏能一天一天地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地在那兒支撐。兩粥一飯、十二小時騷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規則地反覆著，直到榨完了殘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後一滴血汗為止。
看著這種飼養小姑娘謀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舷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的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的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裡看來，船戶對墨鴨並沒有怎樣的虐待，因為船戶總還得養活它們，餵飽它們，而現在，將這種關係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的被飼養者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制度，和對這種制度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表面上，這兒似乎還沒有自覺，還沒有團結，還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裡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被強壓強榨著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骸，我也想警告這些殖民主義者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