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讀後感（一）
《世界文明史》是一門講述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歷程的課程。內容包括古代文明的起源，世界文明的發端，包括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 , 歐洲中世紀啟蒙運動與近代文明 , 產業革命和現代化 , 全球一體化與世界文明的展望等 . 同時還將講述各種相關的文明理論。
按照時期劃分世界文明史可以分為上古前期 上古中期 上古後期 古典時期 中古時期 近代前期 近代後期 當代前後。古典時期隨著中東列國爭霸而逐步走向衰落而波斯人也在遠征希臘中遭到毀滅性打擊 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中東逐步轉移到地中海沿岸。
進入中古時期一方面是阿拉伯人爆炸般的崛起席捲了整個阿拉伯半島。阿拉伯對外擴張戰爭是公元7—8世紀，穆斯林統一國家——阿拉伯帝國形成後，為了擴大其統治範圍，以「傳播伊斯蘭教」和「展開反對異教徒的聖戰」為藉口，強行吞併西亞、北非和西南歐大片領土的行動。在這其中我們要注意到這樣一場影響著人類文明戰役——西亞彎刀。在這場戰役中阿拉伯遠征軍征服北非迦太基和摩洛哥。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歐洲，滅亡了西哥特王國占領西班牙。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統治者的計畫初戰告捷，他們欣喜若狂。於是他們的目標已經不僅僅只是原來的君士坦丁堡。而是整個歐洲的基督教世界。阿拉伯統治者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將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異教徒」徹底納入自己的宗教勢力範圍。整個西方文明再次面臨來自東方亞洲文明的威脅。這是歐洲自公元 452 年匈奴人入侵後再次遭到的最嚴重的威脅！整個西方世界再次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統治者看來，這是輕而易決。他們甚至已經準備好進入「異教徒」的心臟羅馬城去參觀。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入侵迎頭碰上了一個在歐洲地區新興的強有力的對手。這個對手是阿拉伯人以往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這個強大對手就是當時西歐高盧地區正在崛起的由日爾曼族法蘭克人建立的——法蘭克王國。法蘭克是歐洲日耳曼族的一支蘭克歷史上一代英雄克洛的帶領下與與阿拉伯展開了鬥爭。其中發生在公元 732 年高盧的法蘭克王國與阿拉伯帝國之間的普瓦提埃戰役是一場決定整個人類西方文明命運的決戰！對人類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戰後，慘敗而歸的阿拉伯人在此後再也沒有能力對西方文明世界發動入侵。這直接保證了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生存和發展。同時法蘭克王國在普瓦提埃戰役的勝利直接強有力的支援了東羅馬帝國的反擊。當時東羅馬帝國是整個西方文明碩果僅存的一支。古羅馬和古希臘文明在東羅馬得到完成的繼承和發展。如果阿拉伯人繞道的陰謀得逞，西方文明在東羅馬這最後的一點生命之光將被滅亡。也就不可能有後世以古希臘文明為核心的改變世界命運的文藝復興運動。
隨著歐邁爾· 阿里· 哈立德等人的遠征在極短時期內進而擴展到了整箇中東為中心的三大洲交界區域 另一方面則是東歐與保加爾斯拉夫人的崛起以及拜占庭千年文明的持續。拜占庭時間是最長的，敵人也是最多的帝國，它的敵人換了一批又一批，我們就以拜占庭的歷史來做主線。波斯的薩珊王朝，阿拉伯帝國，蒙古，存在的時間都沒拜占庭帝國時間長，拜占庭帝國在其前 700 年都是無論經濟還是軍事很強的，在當時的地理位置處於世界的交通的中心，經濟的角度來說非常的優越，而戰略的地理位置就相當糟糕了，要同時對付 2 個以上的勁敵，而且還都必須取得勝利！所以拜占庭帝國建立在封建小農基礎上的軍區制度是非常優越的，它的軍事技術組織在當時也是非常先進的，以重騎兵為核心，多兵種合成的軍隊無論是對西方的諾曼人的重裝部隊，還是對東方的輕騎兵部隊都是勝多負少，而且當時它的海軍也是最強的，它的秘密武器「希臘火」在火藥出現以前，簡直就是一種超越時代的武器。 6 世紀時東羅馬的主要敵人是它的傳統的老敵人：東面的波斯人、北面斯拉夫人和保加爾人，海軍主要敵人是西方的諾曼人。在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傑出的將軍貝利薩留的領導下甚至恢復了古羅馬的疆域，地中海再次成為羅馬的內湖。但是歷史的車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過多的戰爭與瘟疫使得國力逐漸被消耗，兵員枯竭，稅收減少，經濟惡化。這時候崛起了新的國家，東方的薩珊波斯由於長期與拜占庭的鬥爭，已經是國力衰微，被新興的阿拉伯帝國取代，西方的諾曼海盜被先進的強大的威尼斯取代成為拜占庭海軍的主要敵人。拜占庭由此經歷了王國復國的歷史，最終在復國的五十年後再一次滅亡。
公元6世紀中葉，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並不是查士丁尼大帝的哥特戰爭，也不是北魏帝國的分裂，更不是印度笈多帝國的滅亡，而是突厥人在中亞的驟然崛起。突厥人也就是所謂的阿瓦爾人。乍看上去，這個遊牧民族與阿提拉的胡人或辛尼昂的保加利亞人沒有太大區別：一樣的服裝，類似的語言和風俗，相近的「禿頂＋豬尾巴」髮型，只是多留了一些頭髮，並用絲帶紮成許多條辮子而已。如果換在同時期的中國南朝，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們肯定會毫不遲疑地贈給這些人一個恰如其分的外號：索虜。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崛起影響了大半個亞歐大陸並毀滅了拜占庭與中西亞列國文明，此時期圍繞蒙古人與突厥人的擴張變的十分激烈。東亞列國則在長期文明的碰撞中處於較為封閉的位置。
突厥的崛起沒有持續很長時間，人類文明進程還在繼續。近代前期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 以及西班牙人、 英國人、法國人先後的殖民擴張世界的根本格局發生變化。近代後期隨著法國普魯士的先後崛起，歐洲列國的局勢更加複雜化。再來是當代前後隨著兩次世界戰爭與歐洲列國的角逐，世界格局呈現兩級碰撞隨著蘇聯解體，日本 、亞非拉 、歐洲的地域性聯盟世界呈現的多極化趨勢。
世界文明史讀後感（二）
當我在秋林書城發現由北京大學馬克垚教授主編的《世界文明史》一書時，真是愛不釋手，掏出120元錢買了此書上下冊。讀後感想頗深，特寫感受如下：
一 中國古代文化的輝煌
1 「第一軸心期」的中國
在公元前800—200年間，世界上出現了三個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152頁記載：「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紀，在整個歐亞大陸——希臘、中國、波斯和印度，思想異常活躍，群雄角逐，異說紛呈，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學家，他們為人類的認識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貢獻。卡爾·雅斯貝斯稱之為『第一軸心期』」。當時的中國正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百家爭鳴運動。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名人輩出。促進了哲學、文學、政治倫理學的發展。奠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矗
2 唐宋時期中華文明舉世無雙
《世界文明史》300頁說：「中國唐宋時期的文明，可以說代表了這一發展階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擬的。……大量的 朝鮮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來中國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
3 明清時期的新變化
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國無疑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世界文明史》425頁記載：「在中國和西方貿易中，中國是出超國，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紀，中國從國外輸入6萬噸白銀，約占世界總產量的一半。」
當時的中國還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強大的中國開始狂妄自大，不思進齲主要表現在：
第一，中央集權的專制進一步加強。罷免了官僚機構之首的宰相。由皇帝直接經管六部。皇帝是最高決策者，也是最高執行者。明朝末期，由於專制導致的腐-敗已經相當嚴重。
第二，新思想觀念遭到扼殺。《世界文明史》428頁記載：「明代後期，一些不滿當權派的知識分子借書院講學之名進行政治活動。其中以東林書院為首，也稱東林黨。引起當權派的恐懼，最終將他們殺戮禁錮，直至禁毀書院。清朝時期大興文-字-獄，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著名思想家李贄著作多次遭到統治者禁毀，70多歲仍被捕入獄，憤然自殺。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1511年，葡萄牙人在饒過好望角13年後，攻占馬六甲海峽。1514年進入中國東南沿海。16世紀中葉，西方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中國慘敗。從此，中華文明面臨生死存亡的選擇。
二 中國近代落後之迷。
1 」李約瑟問題「
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窮其畢生精力寫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提出了一個疑問，即」中國古代技術輝煌曾經勝過歐洲，為什麼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問題「。此後，許多學者開始研究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提出了」環境決定論「、」語言文字決定論「、」制度決定論「、」入侵決定論「等。
2中國擺脫落後的努力，開啟現代化的進程。
鴉片戰爭使中國人如夢方醒，開始承認落後。開始了尋找落後的原因和擺脫落後的努力。
世界文明史讀後感（三）
五一期間選讀了威爾·杜蘭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節，()我不禁由衷地欽佩杜蘭博士的對工作細緻的精神與對歷史的嚴謹態度。覺得該書文字通順流暢、言簡意賅；內容明曉流暢、栩栩如生，資料翔實、細緻；評價客觀；讀起來覺得通俗易懂，毫無疲倦之感，真不愧為史學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讀了這部著作」東方的遺產「、」凱撒與基-督「、」盧梭與大革命「這些篇章的部分內容，這彌補了我在歷史上的許多不足，實在使我感觸良多，幾乎讀過每一章都有許多感想，激發起思維上的漣漪，無奈時間有限，加上自身認識和手頭其他相關資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師面前造次，於是十分功利地選了關於對」中國與遠東「中部分章節的讀後感作為此次作業。
哲學家的時代
（一）關於諸子百家的緣起
威爾·杜蘭評價東周時期的社會動-亂時說到」在四分五裂，異常混亂的情形下，中國的精神生活表現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擾了歷史家的通則。因為在這失秩的時代裡，樹立了中國語言、文學及藝術等的基礎；建立了新生活，即經濟組織和規定而獲致新的安定；以及產生了新文化，這種文化尚未將傳統的暴虐與帝國政府溶解於一爐，但卻為中國精神史中最富創造性的時期的社會架構。「（[美]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P453， 東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爾·杜蘭博士看來春秋戰國時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次大動-亂，然而恰恰正是這個動-亂的社會成就了中國文化的基礎，是中國古代精神文明發展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這似乎有違歷史通則。這不禁讓我對其產生了些許思考。
春秋戰國時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諸子百家的興起無疑是社會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緣何東周時期的社會動盪會成就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發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對」諸子百家「的緣起作出解釋的是西漢史學家和文化大家劉向，後來經其子劉歆的繼承與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主要是說：在周朝」禮崩樂壞「之前，吏與師不分。換句話說，政府各個部門的官員便負責把有關這一部分的知識傳下去。這些官吏和貴族諸侯一樣是世襲的。按照這個理論，當後來周朝皇室失去權力時，官吏們也失去了原來的優裕地位，而散落民間，他們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學生，傳授他們知識。這時，他們已經不是」官「，而成為」師「。就在教師與官吏分化的過程中，興起了諸子百家。（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劉歆甚至將各家具體出自於何種官吏都作了細緻的劃分，諸如：道家出自於史官，法家出於理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等等。劉歆關於各家來源的解釋和分類雖然有許多任意牽強之處，但是他在歸類的過程中充分觀察了政治和社會環境，其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卻是十分先進的，故我們不妨把劉歆的理論加以修正：周朝時周王室——諸侯——庶民構成了其社會權力結構層次，而只有特權階級即周王室和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正是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導，就是說他們當然地負起了引導社會知識文化發展的責任。然而當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時，社會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這預示著固有的政治權利結構發生重大的破壞，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諸侯由於戰爭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號，降為庶民階層；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於其某些專長或其他原因上升成為官吏，融入特權階層，社會學上將其稱之為社會結構性流動。（易益典主編，《社會學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諸侯國為了強化其國力所實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會結構性流動的過程（事實上各國的政治改革都含有與」打破貴族世襲壟斷政治權力「相類似的舉措。著名的商鞅變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知識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間，包括貴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長服侍君王諸侯從而獲得世襲官職的官吏，這就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禮失求諸野「。他們通過專門的知識或技能開館收徒，以維持生計，並遊歷諸國以期達到其政治主張。他們不同的專長或者思想見解經過繁衍和發展逐步成為各種不同派別。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製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農經濟」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為文化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產生提供了社會環境。
儘管自秦代到清代的兩千多年間我國社會始終沒有擺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周期律，然而卻未曾發生過諸如東周時期的社會結構變動，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隊伍中不加限制地樹立一個新權威，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舊暴君而產生了新暴君的循環往復過程中「的規律範疇。每一次分-裂到整合從來未曾發生社會結構性變動，也就是說中國在社會制度變遷的過程上原地踏步了兩千年。可以說這與後來中國在大一統的環境下確立並強化的政治體制、文化結構單一體制有極大關係，統治階層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權的強化使得中國社會從統治階層內部發生制度性變革的可能性大為降低；而文化結構的單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難超越一種固有的思維方式，從而導致中國的平民革命即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的革命很難擺脫」洛克模式「的範疇。
（二）關於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會根源及其影響
在提到對中國社會文化影響最大的人無疑首推孔子，杜蘭博士稱其為」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 （[美]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P459，東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們往往會發現中國人通常的行為準則常常與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遠。我們在談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質時，宗教對其的影響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對中國民眾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印度傳來的佛教，然而佛教傳入中國後與印度固有的已經大不相同，其蘊涵的哲學思想與個人的修行方式卻接近於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所以我們可以將其稱為中國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這其中表現得最典型的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宗派——」禪宗「，它實際上是道家哲學和佛學兩家精妙之處的匯合（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這裡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學思想與道家思想是有差別的，實際上道教的哲學思想中綜合了道家和陰陽家兩種思想。
道家學說和道教在漢初和宋代分別達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帶動影響使道家學說對中國民眾的影響不可謂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學說與中國小農經濟的經濟結構異常相襯，這使得中國農民的思維方式往往與道家學說」暗合「，這就不能不讓我們更加深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認識：中國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現區域性密集的態勢，中國的人口密集區就造成中國精耕農業最主要的條件。精耕細作的農業以大量集中的勞動力放在小農莊上，以大量的勞動力來應付季節性的需求（許倬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由於土地產量有限，更加之實物田賦和各項田租，使得農民手中的可用來交換剩餘糧食不多，而當土地霜凍期無法耕作時，短期農閒產生的剩餘勞動力可以化為農舍工業的人手。而農舍工業的產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業，大大減緩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業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農抑商「政策使得」中國精耕細作的歷史背景，則是政治力量毀掉城市，毀掉作坊工業，毀掉私了家經濟「（許倬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這就促成了中國」小農經濟「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決定了其封閉性和隔絕性，這就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矗
威爾·杜蘭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關於老子的記載有：」但當人類獲犬知識『後，生活因種種機巧發明而變得繁忙複雜，心靈與道德的純真也將失落殆經…識見高遠的人將規避城市的複雜，逃避腐-敗的文明，逃脫衰微的法令迷宮，而隱於大自然之中，沒有城鎮書籍、污吏以及徒勞的改革者，反可以遊目騁懷，自尋樂趣。……「的描述。由此可見，老子的」出世「思想來源於其」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絕學無憂「的觀點，我們很難評價這種觀點是否正確，至少事實他的這種觀點對於個人養生還是有很大的積極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這個觀點還可以推導出他」清淨無為「的思想。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確實是統治者的夢想，西漢初期的社會經濟復甦和繁榮正是」無為而治「的一次成功實踐，事實上政府儘量減少以行政手段進行直接干預作為管理方式並取代以經濟手段進行巨觀調控被為是一種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們民眾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會不平等現象就」高高掛起，事不關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識等特質歷來為雜文家所批駁，梁淑溟先生評價中國文化有」長於理性而短於理智「的特質，並舉例說明國人圓滑：」中國人在相爭之兩造間，若一方先動武，旁觀者即不直其所為；雖於本來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從容講論而後明，一動武即是不講理，不講理即為最大不是。「（梁淑溟，《中國文化要義》，P245，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面對時間的不平等，我們通常表現出的並不同於印度那樣的痳木並安於接受，尋求一種精神上的超然並把期望寄希望於來世，也不像基-督教傳揚的要行善於天下。通常中國的品德高尚之士會選擇逃避社會現實，並獨善其身的方式，這是中國君子的共性，他們傲然於世，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與在春季開放的絕大多數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綻放，故就連中國社會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對公眾生活及社會公益事業態度漠然，鮮有會投身於社會公益，有投身於公益事業的也會常常因其行為違背其所處的社會群體的常規，而被視為」越軌行為「加以排斥。
革命與更新
」世界上曾有過巨變，唯有遠東不變；現在遠東卻無所不變。這個最保守的國家，突然變成僅次於蘇俄的一個最徹底改革的國家，它正以無比的毅力去破壞曾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那些風俗和制度。這不僅僅表示這個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結束，這是一種文化的蛻變。「 威爾·杜蘭如是評價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美]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P552—P553，東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說東周的分封割據局面促成了中國有歷史記載的第一次社會大變動，那麼清末的變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會大變動，並且直到今天社會結構變動的餘波尚在，或者說這樣的社會變動還沒有完全結束。
比較兩次社會變動與中國其他時期的分-裂和社會動盪，實際上有許多共同的特點：
首先，社會危機爆發的起點首先出現在社會統治階層內部，也就是說變革的開始階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分封制為日後的分-裂埋下了伏筆，同時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諸侯國內實行的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變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統治階層世襲制的措施，這其中又以」商鞅變法「最為徹底，其」按軍功授予官職「的措施實質上打破了貴族對官職的壟斷，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會上流階層。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對」科舉制「的變革實質上打破了對固有的人才選拔制度，成為了清末民-國初社會結構變動的開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較前者，後者的變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來因素的影響。
第二，兩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會流動模式，形成了大規模的社會結構性流動。很顯然，固有的社會體制的重構，引發的社會結構變動必然會帶來社會的結構性流動。所謂的結構性流動是指由於社會結構變化而引起的大規模的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動。根據這個定義的理解：這種類型的社會流動必然是涉及階級、階層的轉移和流動，也可以說流動是由於階層結構的變化引起的，而流動本身也將引發新的階層或階級結構的形成。東周時期表現出的是貴族對權力壟斷的打破，這在文章前面已經有了闡述。
而在近代中國則表現的是」傳統的士到現代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大轉變「。隨著科舉制的廢除處於社會結構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僅逐步完成了到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轉變，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會中心地位，隨著這些人的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由於較早接受新思維而被排除在社會主流階層之外的那些新知識分子，以及學識和身份都處於新興的城市與衰落的鄉村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小知識分子，四川大學歷史學教授羅志田將其稱之為」邊緣知識分子「，按照羅志田的理論」邊緣知識分子「的產生主要是由於科舉制的廢除」科舉制廢除的當時就斷絕了已成年而尚未「進學」的大量讀書人成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體制下，任何讀書人到了一定年齡還未跨入知識分子階層，就已不再有希望。從清季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與同時期中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相比，一直相當微校從這個視角看，近代教育的開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傳統的讀書做官心態影響尚大（意味著大量的人要走讀書之路），而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勢必產生大量的邊緣知識分子。「
第三，二者都引發社會制度的重構。並產生了新生的社會階層。正如前面所說的，兩個歷史時期都產生了新的知識階層。
第四，在兩者所處的不同時期中國社會都沒有一個主導性思想，或者說缺乏一個完整的主流社會文化體系。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派眾說紛紜，互不相讓。同樣的，在近代中國，隨著」西學東漸「，主要是公費及自費出國」以期尋求救國圖存之道「的留學生帶來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進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嚴重衝擊了兩千多年植根於國民（主要是知識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擊，不能發揮其核心作用，這更為多種思想文化的興起提供了條件。運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又譯迪爾凱姆）的」失范理論「來解釋就是：當一個社會因規範喪失了制約的力量，那麼原有的社會將出現行為規範、文化價值體系處於全盤解組的混沌無序狀態。（文軍主編，《西方社會學理論：經典傳統與當代轉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這個時候的中國的傳統思想已經或逐步地喪失了其原來的控制作用，整箇中國文化也相應地呈現了無序的狀態，這為各種西方學說在中國的興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一時間，」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工讀主義「等等」主義「交相輝映，引發了中國思想界的又一次學術爭論高峰。正如威爾·杜蘭所說的：」他們研究西方的哲學，失去了對祖國宗教的信心，他們在這種教育和新環境的鼓舞下，崇尚急進的思想，而反對祖國的舊文化。年復一年成千的這些急進的青年回到了中國，他們不滿於他們祖國改革的緩慢和物質的落後，在每一個城市種下了懷疑和革命的種子。「 （[美]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東方的遺產》，P550，東方出版社，1998年）
可以說，這兩個時期的這些共同特點是促成中國思想界和社會制度巨變的重要原因，只是在談到後一個時期時，我們還要考慮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然而一切問題的內因都是促成其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湯因比所說的：」內部力量是一個國家、民族和一種制度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如果真要考慮到其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也僅僅只是在它快要斷氣之前給予它致命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