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一部宏篇巨製式的大手筆，這是我的第一印象。儘管作者曾自我反省道：「我原定的計畫要比現在寫成的還要多……可是因為今夏的酷熱損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馬馬虎虎割棄了。因而就成為了現在這個樣子。——偏重於都市生活的描寫。」即便如此，《子夜》的作者依然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恢宏闊大、風雲變幻的「舞台」——30年代初的大上海。其實我這樣說是不確切的，茅盾只是集中全部的筆力，透過一處一點來觀照當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整箇中國的。
《子夜》所展現給我們的是一部民族工業資本的社會命運悲劇——一個剛強有力的民族工業巨子如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政治的雙重擠壓下，又在工農革命的夾擊中，一路奔突，一敗塗地。在這裡，茅盾也像選取「大上海」作為全篇的敘述重心一樣，「選中」了吳蓀甫作為30年代初一代民族資本家的「典型」來鋪寫和反映在「兩半」特殊性質的中國社會裡，依靠民族資本家的單方面「努力」是決計擔負不起救國救民的歷史重任的。
其實有不少讀者，都誤解了作家的寫作意圖，以為作家是為民族資本家理想的最終幻滅而哀嘆。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嚴重損壞了作品本身擁有的更大的思想內涵。作家曾於1977年10月9日《子夜》再版的後記里明確提到「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同當時頗為熱鬧的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有關。當時參加者，大致提出三個論點……一、中國在是兩半社會，打倒法西斯政權是當前革命任務，工人、農民是革命主力，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二、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任務由中國資產階級擔任；三、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既可以反共……也反官僚買辦……從而取得政權。《子夜》通過吳一夥終於買辦化強烈駁斥了後兩種謬論。」
從《子夜》，我們可以看出作家是自覺展開了對自己所處時代「全方位」的描繪。但引起我關注的，倒不是民族資本家「實現工業王國」夢想的破滅，抑或是農民暴動和工人運動的風起雲湧這三條主線中的任一條。作為一個初讀者，我所著意關注的倒是當時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命運及其歷糾葛和走向。我想作家一方面運用大手筆為我們展現了30年代國中國社會的歷史畫卷，一方面也用極為深刻、犀利、入微甚至細膩的筆觸將作品裡各階層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置於自己「觀察的顯微鏡」和「解剖的手術刀」下。光看作家塑造吳蓀甫和趙伯韜這兩大形象，所採取的藝術手法就不同。對於吳，他是放在讀者的眼皮底下，正面去描寫，而至於後者卻只是通過其他人物的反襯來達到「入木三分」的藝術效果的。這就提醒這我們，作家在創作技巧的運用上是多樣化的。
此外，我們在讀《子夜》時，還不能不注意到它的結構：宏偉嚴密且脈絡清晰。它沒有傳統小說那種龐雜冗沓的詬病，它是集中一處或兩處，一點或兩點來鋪蓋、折射全局的。我們還注意到作家在首尾呼應上的匠心獨運——開頭吳府不可一世的氣派，結尾「我們破產了！」的深沉的悲哀；開頭吳老太爺提心吊擔地來避禍，結尾吳家老小靜悄悄、灰溜溜地去避暑。
作為最重要的主人公形象，吳惹動我神經的倒不是他的剛強和氣魄，恰恰正是他的軟弱、矛盾、自私和專斷。除了「怎麼」和「專斷」為我所不齒之外，其他兩面都帶給我很大的思索和震撼。且看這一段描寫：
「他在企業界中是一員猛將，他是時刻向前突進的，然而在他前面，不是浮了空中的荒唐虛無的海市蜃樓麼？在他周圍不是變形了的輪廓模糊的人物麼？正如他現在坐這汽車在迷霧中向前衝呀！」
關於他的自私，不要列舉太多的例子，單從正面這一段里，我們就可以十分明了的地看出30年代初資本家的真實面目（不管何種性質的資本家）。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剛才勃發的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已漸漸地在縮小，而個人利害的顧慮卻在漸漸擴大，終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這上面了。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雖然吳是「工業時代的王子和騎士」，他的眼界也還是狹隘的，他所謂的「高大的煙囪如林，輪船在乘風破浪……」的「抱負」也只是中國「大棋盤」里的某一處的「小大小鬧」，終究像他那樣的民族資本家是難以負擔得起救國救民於水火之中的歷史重任的。
再反觀廣大農村和沿海城市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江浙交界，浙江的溫台地帶，甚至於寧紹、兩湖、江西、福建，到處都是農民騷動，大小股土匪打起共產黨的旗號的數也數不清。」則簡直可以說吳的「努力」是徹頭徹尾的狹隘自私和不堪一擊了。
文章中因各種由農民、工人和「五四」後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新知識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引發的一系列遍布廣大農村和沿海城市的種項無能運動而引起當時社會各種上「精英階層」的恐慌和憤慨，則確確實實地讓我們可以看到一股真正的為民族、為民主的巨大的歷史潛流在暗涌，這就實實在在地提示了歷史的最終走向。
最後在《子夜》裡，還有一群年輕人也同樣地牽動我敏感脆弱的神經。
范博文，「五四」以後的新詩人，一個參加過「五卅」運動的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整日裡除了自己所謂的幽默之外，實實在在的只是個「只說不做」的「軟骨頭」。張素素、吳芝生之流的，雖則較范積極熱心點，但在「五卅」紀念日裡也會躲進大三無酒家。而杜新籜和林佩珊，我則不想多置喙，作家在文中早已「露骨」地對其有所描繪――「杜新籜接了口，「不要緊！至少明天，後天，下星期，下個月，再下下下個月，都不要緊！豈但上海，至少天津、漢口……再下下下個月內……再不然，日本美國法國，總應該不要緊吧！供我們優遊行樂的地方還多著呢！不要緊！」林佩珊撲哧一聲笑，也就放寬了心。」
文中不可不提的還有另一個年輕人——吳少奶奶和她乾枯的的玫瑰。()「乾枯的玫瑰」或者我們可以解讀為「兩半」社會下青年知識分子對於幸福無著落的深沉的悲哀。這也就從另一人性的層面上去鞭撻當時黑暗的社會（關於青年人幸福破滅的事實在文中還有多處例子，在此不贅述）。
總之，《子夜》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時至今日，它留待我們反省思索的空間還是很大的，讀者不勝筆力，僅能淺薄地抒發一點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