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中國的讀後感（一）
近兩年，都有幸在年初與不可多得的好書邂逅，今年讀到的好書是RonaldHarryCoase的《變革中國》。Coase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其理論的核心是交易成本與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
《變革中國》一書圍繞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詳細追述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來龍去脈。
而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撰寫、完成於2008至2012年期間，Coase教授出生於1910年，本書完成時，他已是地地道道的「百年身」。仍能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對待課題研究，以開放、寬容的心態對待本書的研究對象——中國，予以充分的同情、尊重和探索精神，令人無法不欽佩得五體投地。
本書回顧的歷史上溯到中國建國後的毛爺爺時代，除卻對於歷史的分析、回顧和總結，我自本書中總結了以下四點我相當認可、或我認為有價值的內容：
制度經濟學相對於傳統經濟學的價值：沒有任何市場經濟可以在制度真空中運作，非市場因素，包括政府、法律、社會形態以及道德準則等等，對於市場經濟而言，是「社會事實」；分析經濟模式，離不開對社會與對社會事實的研究；離開了社會，社會事實無處藏身，遑論市場經濟。
對於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肯定：不跟隨所謂的「中國模式」理論（即全能政府主導的模式）；而是提出：「中國奇蹟」的背後原因是雙向的，上層主動開啟中國經濟改革，但市場的龐大活力卻在之後出發了難以阻擋的「邊緣革命」，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以此回應對「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市場化」成份質疑的觀點，並肯定中國市場化轉型對於全球市場經濟的貢獻和價值。
對於中國人民與傳統文化的尊重：充分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社會的價值，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對於全人類的潛在價值——中國如要得到世界的認同，需對自身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的自知與自省，發掘那些具備普世性的價值，與西方文明進行對話與互動，在開放中發展，獲得更深遠的生命力，如此才能既保留自身傳統，又貢獻於世界的多元化。
然而本書也指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一曰法治缺失，二曰國有資本壟斷，三曰自由思想缺失。其中自由思想是我要說的第四點：
自由思想：與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一樣，思想市場也是一個生產要素市場。在思想市場裡，知識能得到開拓、分享、積累和套用。企業運行、產品開發與創新，都依賴於一個思想市場的運作。思想市場也直接的影響商品與服務市場的發展，正是思想市場塑造了消費者的需求，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最終決定了商品市場的性質及其運作效率。當今社會，民主還是非民主，吸引了當今政治辯論的大部分注意力，但開放的思想市場才是政治體制運行的關鍵所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封建統治政治機制下，極為開放的思想市場，造就了彼時的盛世，如唐朝。而現今中國，在大學教育壟斷、功利化的制度安排下，自由思想作為生產要素極為重要的一極，缺失極為嚴重。
本書後記中寫到，當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羽翼豐滿之時，兩者便能相互支持、相輔相成，人類的幸福和創造力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會攜手行進在堅實的大道上。
變革中國的讀後感（二）
中國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的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是什麼力量推動改變，主導改變，而這樣的經濟發展又是怎麼樣起步的呢，中央領導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麼樣引導經濟從一個封閉的、計畫的社會邁向市場化的呢？儘管知道大部分的過程是曲折，不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閱讀了《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才對這30多年的驚天巨變有了些許感慨與體會。
《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在過去30年裡，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錮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展現給了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礎，參考國內外眾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過程中的「雙軌結構」。
所謂「雙規結構」是中國經濟成功離不開自下而上的「邊緣革命」。這一點與我們看到了歷史書本裡面沒有說到的。在這本書裡一共提到了4次「邊緣革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個體戶、鄉鎮企業和經濟特區。這些確定「產權」的活動，其實苗頭都出現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經偷偷摸著石頭過河了。偷偷試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時也取得許多發展，並且這些偷偷摸著石頭過河的舉動最終也得到了肯定，為改革開放貢獻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就停留於表層，因為儘管有許多的成形的活動，如果忽視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無法切實理解中國改革的真實過程。這本書中的歷史經驗考察也表明，改革並不是一個上層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動，而是有一定的延續性，畢竟中國地域遼闊，存在著太多的無知。而接下來的試點推廣，漸進改革，是中國人耳熟能詳。可是將地方實踐慢慢推廣，也並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過程不是一觸而就的。於是這就更好理解了陳鄧兩大思想派別的思想爭執給了改革一個緩衝時期，正是這樣的緩衝時期正真給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埋下了基礎。可以說，在中國那個時代的「雙規結構」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指明了方向，鋪平了道路，但是同時不可否認上級領導人的認真斟酌。一面是人民民眾的渴望擺脫貧窮，一面是中國必需堅持發展，於是就在這樣的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國領導人邁出了許多重大意義而踏實的步子。
接下來是對「地方競爭」的分析得到的體會。
對「地方競爭」進行分析，或許有助於理解科斯和王寧想說的中式資本主義的「雙軌結構」，儘管作者們並沒有刻意強調這一點。「地方競爭」這一概念經張五常的傳播而廣為人知，大意是說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稅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後所得的更多份額可以留給地方，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經濟成長的激勵。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經濟成長的積極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於地方行政長官的升遷。儘管很難說經濟績效決定了所有官員的升遷，因為這還同樣取決於中國傳統中深嵌的人際關係網路以及共產黨長期累積的但並不透明的幹部培養制度，但地方經濟差的官員被提升的機會將大大減少。這樣一來，不同地方之間就展開了競爭，從整體上來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這在改革初期實際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僅僅只是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多地為當時未知的社會提供了更多地機會。這個競爭在我們今天開來視乎是一個開始，因為在缺乏市場的時代裡，大概絕大部分人還不能意識到競爭的重要性。
最後，也是收穫最大的一點，思想決定一切。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的堡壘經歷了一系列的創新與改革。從固守在毛澤東思想下的絕對社會主義體系，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形成的鄧小平理論體系以及之後的「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這些思想的變革為我們的社會帶來了許多變革。不可否認，在毛澤東經濟時代下，共產黨人的內心對未來充滿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卻十分滿足，無一不信奉馬克思主義。於是藉助了蘇聯的發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經濟發展，但是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待當時，這種借鑑其實只是片面的馬克思主義理解。然而片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並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更加致命的是嚴重地侵蝕著社會反思自己錯誤的過程，於是社會的基本問題不能被發現，經濟不能高速發展的現實沒有被發現，甚至連最初堅持的實事求是都忘記了。這樣的格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被打破。
在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開始後，改革序幕自此拉開。但是要知道，經歷了這麼長時間的洗禮，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統治下的共產黨員，要怎樣去面對自己過去崇拜了那麼就的思想竟然是錯誤的呢？這個時候鄧小平指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化解疑惑，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鋪平了道路。曲折的道路卻並沒有因為這樣理念而變得平坦。黨內以及社會的輿論還在進行著，改革的阻力重重，到處有人被抓，到處有人被質疑，在這個階段「走資」還是存在，「走資」還是在被打倒。但是毋庸置疑這個時候的中國只要給一絲的希望，就會為著生活而無比努力的奮鬥著。而我們的偉大領導人卻在這樣的時刻始終站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對外發展的原則，逐漸以一種糾正、一種緩和的呼聲不斷的將一項又一項改革推進，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然而在現在看來，處於改革開放發展瓶頸的中國，決策者也必須意識到之所以目前的決策質量低下，與思想市場發育不足、競爭不充分有很大的關係。而思想市場之所以匱乏，又恰是因為對思想進行了嚴格管制所致。經濟成長依賴資本、稟賦要素例如土地等、還有勞動力。而在資本和要素投入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附著在勞動力身上的人力資本拓展，卻能夠帶動經濟的新增長。尤其是其中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創新」的源泉。創新要被激發出來，要形成持續不斷的創新，源頭必須有活水，而思想恰是這源頭活水。儘管GDP高速發展著，經濟沒有因為全球的金融危機受到多大的影響，但是經濟被後的危機以及我們的產業轉型問題等等問題。我們的思想應該創新，我們的改革還得繼續。
時代在發展，我們都在憧憬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憧憬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底可以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變革中國的讀後感（三）
科斯與王寧所著的變革中國一書，淺顯巨觀地闡述了三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路。
中國經濟到底是怎麼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的？在這本書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經濟發展有兩個推動力量，其一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其二是邊緣力量。即使連鄧公也承認，鄉鎮企業的發展，我們沒想到。
中國農村的經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悄悄變革。早在小崗村實現聯產承包之前的幾年，全國各地均已經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只不過，小崗村最出名罷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就等於承認人民公社的失敗，承認團隊精神的失敗。只要我們承認人性是自私的，我們就不得不看到，產權明晰才是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隨後在八十年代湧現出的鄉鎮企業，則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議，讓這些鄉鎮企業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假裝自己是集體企業，以獲得政治上的認可。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後續問題，導致一批事實上的出資者在爭議中血本無歸，甚至鋃鐺入獄。
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則要複雜得多。國企改革造成了兩極分化：一批國企，利用壟斷地位開始牟取暴利，形成後來的利益集團。比如，電信、金融、電力、菸草、名酒……這些國企沿續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統：專賣。早在接近兩千年前，漢代著名經濟學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這個觀點並付諸實施。武帝窮兵黷武，國家財政吃緊。怎麼辦？桑老師指出，可以搞一搞鹽鐵專賣。於是乎，中國最早的一批壟斷型國企就此出現了。鹽鐵關乎百姓生活，在當時都是必須品。對此課以重稅，可以達到一種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最不痛的課稅方式——或者說這是間接稅而不像土地稅那樣是直接加重農民負擔的，因為直接向農民徵收稅賦容易引發農民反抗危及帝國安全。桑老師這一招的陰險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場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為經濟改革丟掉了性命。桑老師的犧牲，並沒有換取後來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設計，被後人廣泛套用。比如今天，你無論到哪家電信公司辦業務，總會得到一大堆格式契約，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為你沒有民營公司可選。加油就到兩桶油，油貴油賤定價權必不在你，你也沒有議價權，因為你沒有其他選擇——民營加油站也得從兩桶油進貨。你上哪家銀行存錢，人家也不會給你高利息——因為有銀行業協會管著吶，你不存放家裡？一分錢利息沒有，還容易讓老鼠咬嘍。電價從來沒漲過是好事吧？不過你可能不知道，當年修三峽電站時，許給人民的是——每度電8分錢吶。茅台牛吧，2000塊一瓶子，成本不過40塊，溢價2000%！憑啥？把私人的酒鍋子國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還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實在是高。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國家。有什麼樣的羊群，就有什麼樣的頭羊，也就有什麼樣的狼群。
國企改革的另一面，則是大批職工下崗。此前，國企的探索經歷了幾個階段：放權讓利，承包經營，股份制改造……國有資產的流失非常驚人。如科斯所言，國企管理者將盜賣國有資產視為天然的權利，而普通職工對此無力阻止。建立產權清晰、權責分明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紙上目標。事實上，太多的國企改革是以犧牲職工利益為代價完成的。工農業、城鄉間的剪刀差（農民糧食不能自主定價），是農民向市民和城市輸送利益，農民因此成為社會塔基，成為社會保障最薄弱的一環，成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國企改革，下崗職工的斑斑血淚，又豈是罄南山之竹可以書寫的嗎？
沒有一次經濟改革是可以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的。改革開放，引進了先進和技術、人才、管理、思想。偉大的農民有樣學樣，乾幾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來當老闆，民營經濟就是這樣活潑潑地發展起來的。當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賴以驕傲的，是一個數字。如果剖析數字背後，我們可能就樂觀不起來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弱點昭然若揭。當19世紀的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20世紀的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超級大國時，他們不僅發明了大量新產品，還創立了新的行業。他們的經濟實力來自於創新與生產力兩方面的遙遙領先。
1851年，倫敦，水晶宮，第一次世界博覽會。英國產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質量，在幾乎所有領域都領先，無論是鋼鐵、機械還是紡織品。()20世紀則見證了美國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通用汽車，通用電氣，波音，IBM，可口可樂，寶潔，以及近年來的惠普、蘋果、英特爾、摩托羅拉和微軟，並且這個名單一直在增長。當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他們擁有索尼，富士，豐田，本田，日產，馬自達，佳能，東芝，松下，勝利和夏普這樣的知名企業。韓國經濟總量達到中國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萬人），也擁有三星，LG，現代，起亞和大宇這樣的全球知名企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國企業，例如聯想、華為，青島啤酒，海爾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戶曉的品牌。中國在《財富》500強中排名前十的企業分別是：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國家電網、工行、中國移動、中國人壽保險、中行、建行、中國南方電網和中國電信。這些企業，集中在能源與服務行業，受政策保護，沒有開放全球競爭。中國的生產型企業在全球具備競爭力，但大部分企業僅僅依靠低廉的生產成本打價格戰，在創新與提高質量方面，苦苦掙扎。由於創新乏力和缺乏獨一無二的產品，許多中國企業依賴訂單化生產——從海外市場接受訂單、貼上外國商標後銷售。因此，我們的生產被稱為「沒有產品的生產」。
改革開放解放了中國企業，使他們獲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國際市場競爭。同樣在改革年代，中國的大學與自由和競爭卻漸行漸遠。中國的大學和整個教育體系依舊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在這裡，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嚴重的缺陷暴露無遺。只有在這裡，我們才能找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2009年，錢學森臨終前提出了一個清醒異常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事實上，教育改革並沒有帶來思想的自由市場。中國的教授實行計件報酬，收入由職稱和發表論文決定，變成了「發文機器」。而將學術動機與物質利益合二為一，是扼殺科學工作者創造力與原創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無處不在的政府干預，就不難理解中國大學的平庸表現。在任何現代社會，最寶貴的財富都是那些擁有著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製造行業致命的軟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