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國經濟讀後感（一）
早前對林毅夫教授「中國還能高速發展二十年」、「中國經濟需靠投資驅動而非消費」的觀點有所耳聞，昨晚有幸到建南大禮堂聽他親自講述，發覺他真實的見解並沒有網路上流傳的那般突兀。在此簡單予以歸納，並加上自己的觀點，歡迎批評補充。
昨晚的講座是圍繞上面所說的第一個觀點展開的，應該說「中國還能高速發展二十年」的說法有些太過精簡，讓讀者不禁產生中國經濟在現行軌道、現有約束條件下就能持續高速發展二十年的錯覺，而他實際上的觀點是「中國具備繼續高速發展二十年的潛力」，論據很簡單：中國的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度量僅是美國的21%，生產水平上十分落後，後發優勢明顯，這個觀點我想對中國未來再悲觀的學者也不會反對，美國領跑世界經濟近百年仍在增長，總不能說連小康都沒奔上的中國已經氣數全盡，連發展的潛力都沒了。在這裡也可以發現，林教授對中國未來二十年的觀點講的是僅從目前發展水平考量，比及其他任何約束條件的「有沒有潛力高速增長」，而非其他許多學者討論的在現有約束下「會不會高速增長」，而這討論的問題根本不同，但在論點快速流傳的過程中，「有沒有潛力」和「會不會」一律被簡單的「能不能」取代，造成客體完全不同的兩個觀點被拉到一起火拚起來。
中國有沒有潛力容易說通，但大家更關心的事將現實因素綜合在內，中國的潛力會不會被有效地激發出來，很可惜，林毅夫教授從頭至尾都沒有落到這一層面，作為一個與政府高層關係密切的經濟學者，未能從政府信號或動向考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約束變動的可能，以及這對發揮中國潛力的影響，或者他心知肚明卻避而不談，我只能說真的很可惜。
除了「中國經濟具備繼續發展二十年」這一中心論點之外，還有許多值得我們關注的支持論點，林毅夫教授的個人立場在這裡有鮮明的體現。
在講座的引言部分，林毅夫教授提到了工業革命帶來歐洲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他對當時歐洲的另一重大變革絕口不提：資本主義革命，新的制度讓舊制度下受壓抑的生產力得以釋放，應運而來的法制與民主讓工業化進程步上穩定的軌道，如此關鍵的一環被林教授完全略過。不僅如此，整場講座林教授對「資本主義」四個字諱莫如深，非講不可時就用「非社會主義」籠統代替，這說法一出口，相信在場包括我在內的聽眾都覺出一絲怪異。
接下來說明中國經濟有潛力的部分，林教授採用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經濟起飛階段的數據作為輔證，但一如既往地，他忽略了出人均收入數字之外其他現實因素，這難免使得他的論證略顯單薄：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這四個經濟體的基本地理條件和中國相去甚遠，基本上不屬一類。尤其是新加坡，如果硬要選一個彈丸之地作為中國經濟的參照，香港似乎更勝一籌。至於另外三個國家/地區，均在經濟起飛初期獲得美國的強勁助推，這與中國的情況又完全不同；其次，在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之後，他們的經濟都比較平穩快速地完成轉型，能做到這一點的國家鳳毛麟角，對中國來講絕非易事；再次，林教授一貫忽略的，它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大刀闊斧地改造上層結構，建成亞洲、乃至世界第一流的民主社會和法治社會，這為經濟成長保駕護航的作用不言而喻，從這點上看，中國著實還任重道遠，不可輕易樂觀。基於此，儘管數字鑿鑿，但作為輔證其功不大。
在談到中國未來一節，林毅夫教授認為中國應該建立像西方國家一樣完善的市場機制，改變計畫指令遺留下來的資源配置扭曲（行政壟斷、政府補貼等），解決官員普遍的尋租腐化，他同時指出為保持國家穩定，計畫扭曲不宜驟然取消，要根據國情與時俱進，但消除扭曲的步伐該邁多大，作為參照的國情又有哪些指標可供參考，林毅夫教授並未給出答案，但以他對雙軌制的再三強調來看，他認可的改進步伐應較我個人偏愛的一些經濟學者的觀點為小。
話外一提，近期有正對民營快遞加費、廣藥與加多寶之爭、騰訊微信被迫收費風波都清楚地顯示國企+政府指令干預市場正常運行的陰影揮之不去，民營資本力量無法充分調動，所以要真的做到深入市場化改革並不僅事關擴大市場準入，更重要的是調整政府在市場經濟內的職能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上。
講座的靠後部分，林教授引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經濟建設目標位中國未來勾畫了一幅美好藍圖，雖然那些目標現在還遠未實現，將來也未必會實現，鄰座的夥計說要達成2020年人均收入對2010年翻一番這種事只能靠統計局大顯神通了，但它確實聽著心潮澎湃。澎湃歸澎湃，就好比五年規劃，這種東西是計畫體制的遺留，應該摒棄的。如果計畫的目標在不做計畫時也能達到，那定計畫就沒有意義。反之，如果計畫目標原本達不到，那就只有兩條出路：要麼各級部門虛報數字，一頭豬夠吃一年的神話中國人也不是沒見過，就是在趕英超美的美好藍圖下出來的，結果如何大家都有數，明鑑未遠；另一種可能就是以計畫目標為準，用行政力量強行扭曲市場和社會，讓人力和資本異常運作，這將比胡夸海吹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創痛，中國人對此應該是有切身感受的。就像揠苗助長，哪怕每次的目標都只比社會所能高出一點點，伊始能有高速成長的效果，但日積月累，整株苗是要黃掉的。
林毅夫教授的觀點如總價亞洲經驗時提到的「時候能成功的方法往往與事前的主流意見不同」（和劉老師的「成大事者不謀於眾」很像），駁進口替代理論時說的「要看自己有什麼而不是別人有什麼，發展比較優勢」的觀點都值得反覆思考，其後隱含的很可能是超越經濟學範疇的更普遍規律。我一向認為一場講座的價值不在於它有多少觀點能讓你點頭稱是，而在能激發聽眾即場和離開之後多少思考，並能創造出新的東西整合進聽者既有的知識結構之中。若是能有幾句看似無關宏旨，但確經個人生命砥礪的「獨家心得」，更是再好不過。由此觀之，林毅夫昨晚的講座都足以令人受益匪淺。
解讀中國經濟讀後感（二）
《解讀中國經濟》是林毅夫世界銀行卸任歸來帶回的三本著作之一。
全書的主脈絡是縱橫雙向解碼中國經濟，還原給我們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鮮活畫卷。縱向看中國經濟的沉浮，從19世紀前的輝煌到近現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興起，在歷史長河中辨析演變的原因、存在的問題、機遇與挑戰；橫向按城鄉或部門剖析，由於推行重工業化戰略，造成了城鄉分割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的由來與改革按照兩條線索講述：一條線是農村的改革，關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探討改革後相關的問題如糧食安全、農業勞動力轉移，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對策；另一條線則聚焦城市改革問題，分析了1978年前後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響，城市改革的難點和出路。然後分專門章節回顧國企改革、金融體系改革；最後討論了時下人們關心的熱點問題，中國經濟成長的真實性、新農村建設、公平與效率等，並總結反思了經濟學界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各種看法。
了解經濟學理論的人，大多都有這樣一個困惑：為什麼經濟學理論用來解釋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現象是如此合適，可面對轉型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就「失靈」了呢？林毅夫說：「理論應該能夠用來解釋和預測現象，若不能如此，則說明這個理論有根本的缺陷。」他提出應修正經濟學隱含的假設——企業具有自生能力。不能假定企業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發展和轉型問題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制定時，必須把企業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為具體考慮變數，這樣，經濟解釋就會迥然不同。
「經濟理論的作用就像一張地圖，地圖不是真實世界本身，而是幫助我們了解周遭的環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後、往右或往左會遇到什麼樣的新景象，地圖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簡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標忽略了或畫錯了，經常會造成人們行動的失誤。」相應地，與企業的自生能力相聯繫的還有比較優勢。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產業、技術結構，()如果一個國家的目標被領袖或精英定位為短時間建立與已開發國家比較優勢一樣的產業，那麼實現這個目標的載體——企業——必然沒有自生能力，在開放競爭市場中將無法生存，如果要強行實現這個目標，政府就必須靠強大的有形之手，扭曲價格信號，干預資源配置來補貼、保護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進而導致尋租、預算軟約束、巨觀不穩定、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不斷湧現。結果必然是揠苗助長、欲速則不達。
《解讀中國經濟》對許多中國經濟問題做了完整的敘述，澄清了很多模糊邊界。例如，為什麼19世紀之前，中國是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獨步天下，而現代則落後歐美，即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林毅夫給出了視角新穎的解答。中國的衰落，可在科舉制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復興的感情又源自儒家文化，「中國的科舉取士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由此形成的激勵機制不利於數學和可控制實驗等『奇技淫巧』的學習，因此，中國也就無法自發地產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從而在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後的短短几十年時間內，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迅速由領先變為落後。」
分析問題時，林毅夫也給出了多種解釋及爭論。例如對1959-1961年的農業大災害，目前有三種解釋：自然災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民公社規模太大而導致激勵下降。林毅夫在分析了三種解釋的邏輯合理性之後，用經驗檢驗的方式，對比一個有趣的現象：從1953年到1958年，從個體變為集體，農業生產率提高了；從1978年到1984年，從集體又恢復到個體，農業生產率依然提高了，這是為什麼呢？這個現象與農業危機相聯繫，他提出了新的解釋。書中對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漸進式改革、東亞奇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企改革、社會主義新農村等諸多問題的探討，令人讀罷掩卷，有豁然開朗之感。
雖然是對中國經濟的解讀，但本書內容並不局限於星星點點的經濟問題，而是全方位、邏輯連貫地解讀中國發展問題，因此也是了解歷史的極好素材。對合作化運動、城鄉戶籍隔絕制度、地區糧食自給自足等等，書中都有細緻準確的呈現，甚至對於中學生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它都是一本很好的補充教材和課外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