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標誌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傑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
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鬥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里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複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作家筆下的工業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熱心於發展故鄉雙橋鎮的實業，打算以一個發電廠為基礎建築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萬人口的雙橋鎮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此文來源於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他的「目的是發展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家」全部打倒，「把企業拿到他的鐵腕里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此文來源於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發展民族工業，首先需此文來源於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企業上的利害關係而外，還「用一隻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遊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工業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雄心，願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咽喉，因而他的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不過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幾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他此文來源於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鬥角的鬥爭；他熄滅不了工廠里風起雲湧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濕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託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農村破產、工廠生產過剩、趙伯韜的大規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塗地。他們發起組織益中信託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為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國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於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徵。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一體。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的，他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鑽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里。他希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於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僅從吳蓀甫同趙伯韜在益中信託公司和公債投機市場上的矛盾和鬥爭來描寫他的性格和命運，它還寫出了吳蓀甫同農村封建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繫和他對農民武裝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而在對待工人運動的態度上，更顯露了他拚命壓榨工人、仇視革命的反動面貌。當他從報紙上知道雙橋鎮被起義農民占領的時候，「他獰起眼睛望著天空，忽然轉為貧怒：『我恨極了，那班混帳東西！他們幹什麼的？有一營人呢，兩架機關槍！他們都是不開殺戒的嗎？嘿！……』」字裡行間仿佛傳出了他的咬牙切齒的聲音。他也有時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那是因為它不能有效地鎮壓革命，「因為他的權力的鐵腕不能直接達到那負責者」。他企圖從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貨傾銷和軍閥混戰所造成的企業的不振，想吸盡工人血汗彌補他在投機市場上所受到的損失，他利用工賊、特務和反動軍警破壞工人罷工運動。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個仇視勞動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動工業資本家的形象。作品還從吳蓀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圍人物的描寫烘托出了資產階級由貪心和利慾所形成的冷酷無情的靈魂。他無法抗拒歷史的必然法則為他安排下的失敗的命運。他只能用偽裝的鎮靜來掩飾內心的惶懼和不安，從來不讓人家看見他也有苦悶沮喪的時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瑤。他依靠強烈的刺激來暫忘「那叫他們抖到骨髓里的時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業的危機」，只能用「死的跳舞」來排遣失敗時的苦痛，並幾乎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吳蓀甫是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形象。
茅盾特別擅長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銳的矛盾和衝突里來時行細緻、深入的刻繪。他讓吳蓀甫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讓他不斷處在勝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里，時而興奮，時而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就毫髮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階段顯得分外清楚。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裡，在吳、趙兩家明爭暗鬥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藉以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他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
《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潔、細膩、生動的特點。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發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
對於工農民眾運動的描寫，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別是描寫工人罷工鬥爭，缺點更為明顯。()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來描寫這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想展示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種描寫來批判當時「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但是因為正面形象過於單薄無力，不能顯示出革命者英勇鬥爭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創作企圖未能圓滿地實現。作者後來曾經指出產生這方面缺點的原因：「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民眾。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後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得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民眾的部分則差的多了。」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鬥實績，從創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種不可戰勝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