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一部長篇小說。在茅盾的小說創作中，《子夜》的問世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僅就塑造民族資產階級形象而論，《子夜》標誌著中國社會中一個重要的階級——資產階級，被文學所遺忘的時代的結束。《子夜》全書共十九章，時間是1930年夏季的兩個月，地點是中國政治、經濟中心上海，故事從縱的方面是以工業資本家吳蓀甫發展民族工業為主線，寫他如何在「三條火線」中搏鬥，最後在「四面楚歌」中以徹底破產而告終。故事從橫的方面牽連著千頭萬緒，遠至帝國主義勢力在華的矛盾和中國新軍閥的混戰，近至各色人物在「十里洋場」的活動。
小說縱橫交錯，遠近相連，涉及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子夜》的思想內容是由兩方面的內容組成的。一方面是作者通過寬廣宏博、複雜紛紜的社會現象，表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和尋求解放道路的戰鬥精神，也就是廣大人民民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向一切剝削階級和帝國主義進行英勇搏鬥、爭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另一方面則是揭露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其中也包括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及民族資產階級難以發展的歷史命運，從而批判了托拉斯派的謬論。這兩方面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也是作者藝術構思的注意中心。《子夜》全篇的焦點集中在中國民族工業的命運，通過塑造以吳蓀甫為代表的民族資本家典型形象，向讀者展現了當時中國社會動盪的三個方面：勞資矛盾、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鬥爭和農村的經濟破產，同時提出了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到底有沒有發展空間這一問題。《子夜》全篇注重階層的分析，塑造了以吳蓀甫為代表的民族資本家的典型，既有崇尚正義的民族性，希望國家富強，又具有資本家原始的本性，痛恨工人罷工，賺取資本的利慾心，體現了受多重擠壓形成複雜性格的立體人物。
吳蓀甫是一個具有硬幹的氣魄、冒險的精神和雄厚實力的企業家。他想用自己的鐵腕和意志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在家鄉，他有發電廠、米廠等，企圖以此為基礎建立「雙橋王國」。在上海，他有自己的絲廠，並且聯絡太平洋輪船公司總經理孫吉人、大興煤礦公司總經理王和甫和金融資本家兼親戚杜竹齋組成益中公司，他們鯨吞小廠，排擠同業，企圖進一步興辦紡織業、長途汽車、礦山、套用化學工業等。這位曾遊歷歐美的有魄力有手腕的企業家，被稱為「二十世紀機械工業時代的英雄騎士和『王子』」。這雖不免過譽，卻多少表現出不失為英雄的本色，至少在中國的民族工業家中來說是如此。且不說他藏在胸中的宏偉計畫，那振興中國工業以實現孫中山提出的「東方大港」、「四大幹路」一類「實業建設」方略的勃勃雄心，足可使人傾倒，單就眼前「大刀闊斧」的行動來說，就已表現出不凡的氣度。在同業叫苦連天之際，他的絲廠經營有方，「境況最好」；他認定「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項了，絲業關係中國民族的前途尤大」，幾度面臨困境，「還要幹下去」。尤為出格的是，為同買辦工業相抗衡，他不顧眼前的險情，同孫吉人、王和甫組成了益中信託公司，再經營八個日用品工業小廠，以拯救這類奄奄一息之中的民族工業。然而「英雄騎士」畢竟命運不濟，他的計畫是著著落空，他的行動是步步失敗。他一隻眼睛看著工業，另一隻眼睛看著政治，他身邊的唐雲山和黃奮就是汪派人物。但他遇到的敵手是代表美國金融資本的趙伯韜，結果他處處受趙伯韜的牽制，終於一敗塗地。原因就在於他生錯了時代。
在殖民地化愈益加深的社會裡，帝國主義和買辦工業擋住了他的去路，國內軍閥混戰、政治腐敗使工業面臨困境，這些都註定了他的悲劇結局的必然性。吳蓀甫的計畫原先就構築在這樣一種幻想上：「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有希望的！」可是這幻想的前提並不成立，他的失敗終成勢所必然，這恰恰從現實同理想的矛盾中揭示了悲劇結局的成因。吳蓀甫雖然是具有法蘭西資本家性格的人，但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他確實是一個特殊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資本家。
茅盾說，他像一頭「攫食的獅子」，但時代沒有賦與他施展威力的機會和條件，他被關在鐵籠子裡，即使拚命奔突，掙扎，也無法衝出鐵籠。在這裡，茅盾對這類工業家的抱負和才幹不無讚賞，深感痛惜的則是他們的生不逢時。在30年代就有人評論說，《子夜》是「創造了一個英雄，而且這書也就成了這個英雄的個人的悲劇的書了」。此外，《子夜》對廣闊社會的描寫，並沒有停留在表面現象上，也沒有單純追求生活題材的廣闊性，而是表現深邃的時代風貌，提出許多另人深思的問題。比如懷抱《太上感應篇》的吳老太爺為什麼坐在「雪鐵龍」的汽車裡？土豪劣紳曾滄海臨死之前為什麼頭頂著一本《三民主義》？曾滄海之子曾家駒為什麼在人們的鄙視下還把國民黨黨員證當成無價之寶而拚死保護？交際花徐曼麗為什麼要登台表演「死的跳舞」？范博文為什麼擺脫不了俗不可耐的頹廢情緒？()吳蓀甫為什麼不是「在商言商」的資本家？趙伯韜為什麼一再要求讓政客尚仲禮代替另一個政客唐雲山當益中公司的經理？經濟學家李玉亭為什麼竭力奔走在吳、趙之間調停？工賊錢葆生和桂長林為什麼發生衝突？這些生活事件的描寫和人物命運的刻畫，有的看來似乎無關緊要，而實際上卻是茅盾對《子夜》的總體藝術構思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我們透過這些生活事件的表面現象而深入到內層，就可以看出1930年中國社會形勢的特點：一方面，軍事上是蔣、馮、閻新軍閥大混戰，政治上是蔣介石集團與汪精衛集團的衝突，而這種混戰和衝突的背後又反映了帝國主義勢力在華的複雜矛盾。吳、趙兩派人物的鬥爭是上述現象的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另一方面，是紅軍力量的壯大，農民暴動的此起彼伏，工人罷工運動的高漲，使得剝削階級及其走狗惶惶不可終日。當然，《子夜》並不是對於社會哲理認識的形象化，而是形象地展示社會性質和時代特徵，是通過「全般的社會機構」的描繪，表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進方向，具有雄渾剛健的美學力量。
魯迅評論說，《子夜》的出現是國民黨文學所不能及的。瞿秋白評論說，《子夜》是自文學革命後最值得誇耀的。人文主義代表，國學大師吳宓則評論說，此書乃作者結構最佳之作，寫人物典型性、鮮明，環境描寫精到，文字如火如荼，激情澎湃，開創了現代都市文學的先河。總之，《子夜》表現了作家雄渾剛健、磅礴闊大的藝術氣魄，真正是一部力扛大鼎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