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杭州人，為了學畫，不遠萬里去法國勤工儉學，數年後放棄在油畫界鵲起的名聲，回到日寇蹂躪下的故國。抗戰結束，好不容易安頓下來，一聲遠古的呼喚，又吸引他把家搬到西北陽關之外，鬥風沙，摹古畫，數十年不輟。他，叫常書鴻；吸引他的，是敦煌。
對於敦煌，我早就心嚮往之。最早知道這「大也，盛也」的所在，是從余秋雨的《道士塔》、《莫高窟》等散文，中學時的我，對王道士（1849-1931）發現石窟、倒賣經卷的故事讀了又讀，至今難忘。大學時選修「中西文化交流史」，老師第一句話就是「如果遇到搞敦煌的人，一定要尊重，這些人的學問大得無邊」。直到幾年前，在中國美術館看了「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才第一次積累了些感性認識。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而敦煌學的創始人——無論羅振玉、還是王國維——都是浙江人，這本傳記文學的主人公——常書鴻（1904-1994）亦不例外。
1923年，在西湖邊寫生時，他目睹雷峰塔的倒掉。1927年自費赴法，考取戴望舒曾就讀的里昂中法大學。1932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1936年在書攤偶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878-1945）的《敦煌石窟圖錄》，由此發現了自己一生的使命。為了接近敦煌，他不顧戰亂，立刻回國，在北京國立藝專西畫系任教。1937年，在北海帶著學生畫白塔時，他聽到了盧溝橋的炮聲，只得一路內遷。
1942年，教育部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監察院長於右任請常書鴻出任籌委會副主任。()1943年，他坐了一個月汽車、騎了四天駱駝，終於從蘭州抵達敦煌。這些四至十四世紀的藝術留存，正面臨風沙和無知的雙重侵蝕。常書鴻一方面保護、整理、研究，一方面與權貴周旋，爭取政府撥款。生活艱苦，顏料需要自制，他不以為意，大度地說「只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敦煌也是杭州」。
抗戰勝利後，研究所劃歸中研院，傅斯年代為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諷刺的是，抗戰時期，敦煌雖然條件艱苦，卻因遠離戰事而吸引不少才俊前往；戰爭結束，常書鴻的不少助手卻無意久留，紛紛要求回鄉。研究、傳布工作仍在繼續：1948年春，完成了對洞窟的重新編號，總計465個（現在的公認數字是492個）；夏，在南京舉辦「敦煌藝術展」，蔣介石前來參觀。
此後，敘事極為簡略，我們只是約莫知道：國民黨想把敦煌摹本搶運台灣，常書鴻沒有從命；1957年和1966年，他多次遭到批判。此外，常書鴻視敦煌為生命的全部，婚姻生活註定曲折，儘管他的生活不免受到敦煌的攪擾，但敦煌能遇見他，則是起死回生，幸何如之。魯迅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常書鴻庶幾近之，不愧為「敦煌守護神」（趙朴初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