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瞭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
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乾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鬆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迴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後工」，連做詩都必須先「窮」。「窮」並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霉。
不倒霉就做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巨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帳。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唯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
這實際上是冤枉的。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傢伙。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complex）。
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痲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嘆，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關鍵問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面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里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面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面子」的主要衛道士。儘管極難對付，然而中國歷代統治者哪一個也不得不來對付。古代一個皇帝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真是一針見血。
創業的皇帝決不會是知識分子()，只有像劉邦、朱元璋等這樣一字不識的，不顧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膽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為開國的「英主」。否則，都是磕頭的把兄弟，為什麼單單推他當頭兒？可是，一旦創業成功，坐上金鑾寶殿，這時候就用得著知識分子來幫他們治理國家。不用說國家大事，連定朝儀這樣的小事，劉邦還不得不求助於知識分子叔孫通。朝儀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義的那一群鐵哥兒們，個個服服帖帖，跪拜如儀，讓劉邦「龍心大悅」，真正嘗到了當皇帝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