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梯是那樣長，好象讓我順著一條小道爬上天頂。其實只是三層樓，也實在無力了。
手扶著樓欄，努力拔著兩條顫顫的，不屬於我的腿，升上幾步，手也開始和腿一般顫。
等我走進那個房間的時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著臉。他——郎華，我的情人，那時候他還是我的情人，他問我了：「你哭了嗎？」
「 為什麼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淚呀！」
不知是幾分鐘過後，我才發現這個房間是如此的白，棚頂是斜坡的棚頂，除了一張床，地下有一張桌子，一張藤椅。離開床沿用不到兩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開門時，那更方便，一張門扇躺在床上可以打開。住在這白色的小室，我好象住在幔帳中一般。
我口渴，我說：「我應該喝一點水吧！」
他要為我倒水時，他非常著慌，兩條眉毛好象要連線起來，在鼻子的上端扭動了好幾下：「怎樣喝呢？用什麼喝？」
桌子上除了一塊潔白的桌布，乾淨得連灰塵都不存在。
我有點昏迷，躺在床上聽他和茶房在過道說了些時，又聽到門響，他來到床邊。我想他一定舉著杯子在床邊，卻不，他的手兩面卻分張著：
「用什麼喝？可以吧？用臉盆來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著才帶來的臉盆時，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發現，於是拿著刷牙缸走去。
旅館的過道是那樣寂靜，我聽他踏著地板來了。
正在喝著水，一隻手指抵在白床單上，我用發顫的手指撫來撫去。他說：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撫來撫去，床單有突起的花紋，並且白得有些閃我的眼睛，心想： 不錯的，自己正是沒有床單。我心想的話他卻說出了！
「我想我們是要睡空床板的，現在連枕頭都有。」說著，他拍打我枕在頭下的枕頭。
「咯咯——」有人打門，進來一個高大的俄國女茶房，身後又進來一個中國茶房：
「也租鋪蓋嗎？」
「租的。」
「五角錢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說不租，郎華也說不租。
那女人動手去收拾：軟枕，床單，就連桌布她也從桌子扯下去。床單夾 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夾在她的腋下。一秒鐘，這潔白的小室跟隨她花色的包頭巾一同消失去。我雖然是腿顫，雖然肚子餓得那樣空，我也要站起來，打開柳條箱去拿自己的被子。小室被劫了一樣，床上一張腫脹的草褥赤現在那裡，破木桌一些黑點和白圈顯露出來，大藤椅也好象跟著變了顏色。
晚飯以前，我們就在草褥上吻著抱著過的。
晚飯就在桌子上擺著，黑「列巴」和白鹽。
晚飯以後，事件就開始了：
開門進來三四個人，黑衣裳，掛著槍，掛著刀。進來先拿住郎華的兩臂，他正赤著
胸膛在洗臉，兩手還是濕著。他們那些人，把箱子弄開，翻揚了一陣：
「旅館報告你帶槍，沒帶嗎？」那個掛刀的人問。隨後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個長紙
卷，裡面卷的是一支劍。他打開，抖著劍柄的紅穗頭：
「你哪裡來的這個？」
停在門口那個去報告的俄國管事，揮著手，急得漲紅了臉。
警察要帶郎華到局子裡去。他也預備跟他們去，嘴裡不住地說：「為什麼單獨用這
種方式檢查我？妨礙我？」
最後警察溫和下來，他的兩臂被放開，可是他忘記了穿衣裳，他濕水的手也幹了。
原因日間那白俄來取房錢，一日兩元，一月60元。我們只有五元錢。馬車錢來時去
掉五角。那白俄說：
「你的房錢，給！」他好象知道我們沒有錢似的，他好象是很著忙，怕是我們跑走
一樣。他拿到手中兩元票子又說：「60元一月，明天給！」原來包租一月30元，為了松
花江漲水才有這樣的房價。如此，他搖手瞪眼地說：「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華說：「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經理。」
郎華從床下取出劍來，指著白俄：
「你快給我走開，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張著跑出去了，去報告警察，說我們帶著兇器，其實劍裹在紙里，那人以為是
大槍，而不知()是一支劍。
結果警察帶劍走了，他說：「日本憲兵若是發現你有劍，那你非吃虧不可，了不得
的，說你是大刀會。我替你暫存一夜，明天你來取。」
警察走了以後，閉了燈，鎖上門，街燈的光亮從小視窗跑下來，淒淒淡淡的，我們
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國人，倒比日本憲兵強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從朋友處被逐出來是第二天了。
（首發於1936年7月1日《文學季刊》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