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的語文課本上有道題：魯迅先生寫過「我的院子裡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這句話反映了魯迅先生的什麼心情？
我有個朋友叫老羅，當年念到這兒就退學了，他說：「我怎麼知道魯迅先生寫第二自然段時到底是怎麼想的，可是教委知道，還有個標準答案。」
我另一個朋友馮唐，找了一個黑店，那兒賣教師參考用書，黃皮兒的。那書不應該讓學生有，但他能花錢買著，書中寫著標準答案—「這句話代表了魯迅先生在敵占區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師對全班同學說：「看，只有馮唐同學一個人答對了。」
老羅和馮唐把背標準答案的時間省下來，都早早地幹了自己喜歡的事。我屬於第三種，沒辦法脫離又沒勇氣反抗。課堂上安分守己，一聲不出，但什麼也聽不進去，低頭在紙上亂寫亂畫，考試時對魯迅先生瞎揣摩一氣，卷子上打著紅叉發下來。
時間長了，被動消極，每天最後一個到學校，第一個走。
那時候山西的小縣城還一片僵凍，離開學校無處可去，沒有公車，沒有店鋪，沒有大排檔，沒有書報亭。有一個紅星電影院，但只有在學校組織看愛國電影時才能進。這裡算全城的文娛中心，幾個老人坐著小馬扎在電影院門口曬太陽，懷裡摟著小孩兒。沒有貓狗這樣的寵物，小孩拿根繩牽著田鼠走來走去，它用後腳站著，前腳端著乾饅頭吃。電影院門口擺著兩個開裂的撞球案子，五毛錢打一個小時，有幾個小混混，嘴角斜叼著煙，嗆得眯起眼，冷風裡猴著身子打球，軍大衣領子尖豎著，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們追逐女生時粗糙又兇狠，毫無浪漫之感。
除了這些「閒人」，大家都待在單位—這個形容流水線上產品的數量詞，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輟學，受盡動盪之苦，覺得進不了單位就會變成殘次品似的讓人恐懼。他們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的財務會計專業，畢業分配進鐵路局。鄰居們都說這工作好，不用風吹雨淋，只要算盤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藍袖套，穩穩噹噹一輩子，還能坐火車不花錢。為了能讓我這樣生活，父母以他們的方式保護我—課外書是「閒書」，不能看；晚飯時可以看全國統一轉播的新聞節目，因為裡面可能會有考試內容，在我看來，這還不如看新華字典有意思—起碼有些漢字長得挺好看的。我吃飯舉著工具書看，遭到了表揚，我媽讓我妹向我學習。
我對這種生活沒什麼情緒，因為即便給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高中時，我媽買了一台紅燈牌收錄機讓我學英語。短波能收到台灣電台，家裡沒人的時候，我就守著聽「亞洲之聲」「中廣流行網」。主持人吳瑞文、謝德莎、沈琬、林賢正、李麗芬、陳樂融……我不知道這些名字我寫得對不對，但隔了二十年，寫下每個名字的時候，我還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是我的朋友。有一期節目，沈琬說一個叫黃家駒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關心永遠在》，她說：「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會在哪裡。」說的時候她哭了。
我當時不知道黃家駒是誰，她說得也沒什麼出奇，尋常情理，但打動了我，那之前沒有成年人用這種方式對我說過話。
我第一次想到，原來一個職業可以是這樣的。原來，傳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
半年後，我考上了鐵道學院財務會計專業，幹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動的事—到湖南省電台去找工作。領導把我打發走了，因為要當主持人必須學過播音，由國家分配。回到學校，我用磁帶錄製了一期節目，名字抄襲陳樂融的《另一種聲音》，又去了電台，一個叫尚能的主持人聽了五分鐘，說：「今天晚上在我節目裡播。」他沒去徵求領導同意，就這麼做了。
就這樣，我進入了傳播行業，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