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柱，將近一米八的大個，身體敦實得很，雖然生在南方，卻濃眉大眼，一副北方人的身段和相貌。
即便長成這樣，說起慫，我第一個想起來的，也一定是他。
剛入職進公司的時候，他就呆呆地，坐在我工位對面，印象里他的眼睛從未離開過螢幕，手指從未離開過鍵盤。
我是運營，他是技術，屬於同一個項目部的不同小組，交集並不是很多，平時也很少搭話。
直到某天，我和同組的同事私底下商量打球的事情，他才跟我說了第一句話。
「你知道公司午休就一小時麼？」他在桌子下面踢了踢我的桌腳，故意壓低聲調。
「咋了？」我反問。
人總有認慫的時候
「沒咋，沒咋，就告訴你一聲。」說完，他又連忙把腳收了回去，用略帶謹慎的口氣低聲說：「你們不是打球麼，沒事就提醒下，注意看點時間撒。」
「喔。」我淡淡地說。
不一會兒，他繼續很小聲地嘀咕道：「當我沒說好了。」
又過半天，他又踢了踢我的桌腳補充道：「嘿嘿，要是你老大問我，我就說不知道哈。」
屁大點兒事，倒把他嚇得夠嗆。
我愣在座位上，面無表情，心裡卻對他默念了一萬次慫包。
而他說完話後，仍舊一副面無表情的樣子，眼珠直勾勾地盯著鍵盤，手裡不停地敲著代碼。
人的心理暗示作用總是很強的。
某個不認識的人，自從認識了以後，便會經常出現在你的視野里。
自從那次籃球事件以後，大柱的慫勁兒，也仿佛一天天在眾人面前暴露出來。
比如部門聚餐，大家一起去飯店吃飯，偶爾遇到服務員遲遲不給上菜。
在場的急性子通常會拍案而起，而後和服務員撕逼，接著找來大堂經理；普通一點的，至少把服務員叫過來，接連催促幾番；可大柱，從來都老老實實地坐在板凳上，一動不動。
有次恰巧也是上菜較慢，而我就坐他邊上。
大家蠢蠢欲動的時候，我用胳膊肘碰了碰他，斜著眼問他，為什麼每次他都不去催菜。
他沒有看我，繼續低著頭玩手機，直截了當回我：「我可不敢。」
你怕啥，我問他。
「萬一爭起來，他拿把菜刀砍我咋辦？」他回。
「擦，咱這老些人呢！」我提高了聲調，接著，在座的齊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他。
再看他，仍舊玩著手機，巧妙地躲過眾人目光，並用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說：「真出事兒了，不信你們不跑。」
一句話，噎得我滿臉通紅，啞口無言。
畢竟沒出事，誰也證明不了誰會留，誰會逃。
然而，我們繼續用很不屑的眼神看他，盡情地嘲笑他。
他卻靜靜地低著頭，不停地用手指左右滑動手機螢幕。
他耳朵里，像有一團棉簽一樣，把所有的非議，全部過濾掉。
再後來，公司換了好幾撥員工，也換了好幾個老闆。
同一批來的老員工，好像除了我，就剩大柱了。自然而然，我和大柱走得也越來越近了。
但歲月仿佛不會讓人突生稜角，只會讓稜角越磨越平。
大柱還是那副慫逼樣，我也沒好到哪兒去，整天被老闆虐得沒脾氣，心想熬過兩年趕緊跳槽。
那段時間，我唯一的解壓器可能就是大柱了，偶爾玩笑一下，嘲笑幾句。反正他習慣了，反正他也沒脾氣。
不過半年前，大柱也跟我火了一次。
這件事緣起於一次擼串。
不，真正的導火索應該是辦公室上下級間的爭執。
大柱是一個純種碼農。一般產品經理給的需求，碼農們幾乎完全無條件執行。可最近部門卻換了老闆，而產品經理對部門老大並不是很服，從那以後，產品經理和老闆開始輪番上陣，向開發組提出各種不同的需求。
懂行的人都懂，碼農們最討厭的是變換需求，其中情況，和設計師不喜歡他人指指點點、廚師不喜歡食客挑三揀四類似。
於是老闆上任不久，大柱便作為開發組公認人緣最好的人，和開發組組長一起去跟老闆和產品經理談判。
半個多小時的談判過去了。進會議室前，兩人義憤填膺的樣子，可出來以後，兩人變得灰頭土臉。
等再到工位的時候，老大開始又敲桌子又跺腳，用滿口四川話嚷道：「臥槽，要曉得你是這副吊樣，我一開始就不該帶你過去！」
大柱仍是坐在他那台老台式機面前，盯著螢幕敲著鍵盤，一言不發。
原來在會議室里，大柱也真的一言沒發。有什麼事情需要對質的時候，他頂多點點頭，然後繼續閉嘴。
和想像的一樣，他怕站錯隊，他也怕得罪人。
他像藕盒一樣，用麵粉把自己裹得緊緊的，生怕掉在地上，一摔就響。
借著不爽的勁頭，晚上他約我出來擼串。
沒說兩句，我莫名地提起辦公室的事兒：「要我，肯定站你們老大一邊！」
他低著頭，手裡拿起一頭蒜。
「咋地你也說點啥吧，表表態也行啊！」我說。
他低著頭，把這頭蒜掰成兩半。
「草，你要這麼搞，是害死你們組長了啊！」我繼續。
他低著頭，把掰成的蒜瓣一個一個剝落。
… …
也不記得我說到了第幾句，他剝了第幾瓣，他突然站起身，把桌上蒜瓣撲落一地，低頭直視我的雙眼大喊：「瞎比比啥！」
這回，換我愣在原地，使勁避開他的目光。
尷尬了十幾秒，大柱突然坐下，又拿起一頭新蒜，邊剝邊說：「你是沒被逼到節骨眼上！」
那是我聽到大柱第一次罵人，可能是他多喝了一點酒，也可能是他憋了很久的怨氣有了發洩的由頭。
我不知道怎麼回他，只記得一杯一杯地喝酒，吃串。
他什麼都沒有吃，也沒有喝，只是坐在那裡扒蒜。
後來的一些時間，我和大柱的關係似乎越來越遠了。
可能除了那次爭吵，也是因為我們和技術被分到了兩個不同的房間，各忙各的，沒什麼時間。
再後面，聽說他結婚了，還偷偷把喜糖放在我們辦公室每個人的桌子上。
我沒有特意去他工位上道喜，只是在微信上說了一聲。
他回復謝謝，然後又提起上次的事情，說哪天請我喝酒。
我本來把這句話當玩笑聽的，沒想到隔了幾天，他倒真的約我出來。
喝酒是假，借錢倒是真的。
剛喝一杯，這慫包就憋不住了，怯怯諾諾地跟我說：「醜哥，能不能借我點錢？」
「多少？」我問。
「2萬。」說完，他又接著補充道：「沒有那麼多的話，拿1萬也行。」
「你們碼農還缺錢？」我笑笑。
「我老婆懷孕了，妊娠期貧血。」他倒了一杯，接著說：「在北三醫，住了快一個禮拜，錢快洘幹了。」
「乾洘著？」我問。
「過兩天，她家裡人就過來，把她接回去慢慢養。」接著又是一杯，他說，「但這些日子，怎麼也得撐過去。」
「你老丈人他們才知道麼？」我納悶。
「一開始沒想告訴他們。」他使勁兒把杯子攥在手裡，突然低下頭，「他們本來就嫌我沒出息。」
「那你爸媽呢？」我問。
「死了。」他答完，又喝了一杯酒。
那晚，換他一杯接著一杯不停喝酒。
而我只是不斷地問他問題，忘了喝酒，也沒有吃菜。
陪他去銀行取錢的時候，大柱突然問我：「醜哥，你知道我為什麼一直這麼慫麼？」
我看了看他，愣了一下，假裝不知道。
他抬了抬頭，盯著我的眼睛說：「我特麼也想一狠心一跺腳就不幹了。」
「嗯。我知道。」我轉移話題，示意他別說了，「你媳婦回她家了，你以後怎麼打算啊？」
「找機會跟著回去唄。」他苦笑著，「還有倆妹妹，在老家上學呢。」
我不知道該回他什麼，安慰還是繼續轉移話題。總之那段日子，我想得很多。
洋蔥是分層次的，或許人與人之間也是一樣。
不管我們承不承認，這種生來具備的環境差異，多少影響著我們對待周圍人的眼光和態度。於是這種心態，造成了各自態度的千差萬別。
想想我初入職場的樣子，壯志雄心，抱負遠大，受不住環境的安逸，也耐不住老闆的批評。
可幾年過去了，當我稜角磨平，等我學會了討好、世故、逢迎，為車為房，甚至為一杯星巴克，我甘願逾時工作，忍氣吞聲。
雖然沒有大柱那樣，慫得誇張，但和當初的樣子相比，如今的我早已潰不成軍。
如此說來，我倒是挺羨慕大柱的，他慫得徹底，慫成了一種姿態。
在我最缺錢的時候，大柱終於把錢還給了我。
他說，他不確定自己能不能繼續留在北京了，畢竟老婆那邊急需人手照顧。
我問他是否需要幫忙。
他則推了推我，說他這邊的事情已經料理好了，什麼都不需要了。
喝醉的時候，他突然開起了玩笑：「醜哥，你為什麼要裝呢？」
「我怎麼裝了？」我反問。
「你很有錢麼？」他說。
「這跟裝不裝有什麼關係？」我問。
「如果我這錢不還你直接跑了，你咋辦？」他一把摟住我的肩膀，反問我說。
「不還就不還唄！」我笑著說。
「臥槽！2萬塊錢，說不還了就不還了？」他鬆開我的肩膀，拍了拍我接著說：「咱倆又不是啥生死交情，你這話太特麼假了！」
「那你說，我該咋辦？」我問。
「要是我，我認慫！」他頓時很清醒，「我這錢根本就不借！」
「臥槽！服！」我說。
「就算借，最起碼也該立個字據吧？」他仿佛接受了我的諷刺，繼續自信滿滿地笑著說，「你是沒吃過大虧。吃過了你就知道了，有時候裝慫比裝橫強。」
當時我也喝多了酒，半醉半醒間，就當著玩笑聽了。
可事後想想，沒憑沒據地就借給人家萬八千塊，也真是醉了。
我倒吸一口冷氣，慶幸自己沒一分錢花錢，卻買了2萬塊的教訓。
前些天打電話，大柱已經提走公積金，離開了北京。
恰巧，那天也有另一個同事離職回南京老家了，所以從早到晚，我心情都不好。
下班上捷運的時候，我後面正好一個人用胳膊肘頂著我。
按我平時的性格，這種情況，我是要回頂一下的，再不濟也要回頭說兩聲。
但我那天不知怎的，耳邊一直回想著大柱跟我說的話。
就這樣我從知春路，忍到了海淀黃莊，等下車的時候，我猛地一回頭，才發現後面頂我的那個人，正是我當天剛談好的一個推廣的合作。
我裝作不認識他的樣子，匆匆地下了車。
該認慫的時候就認慫。
印象中，那是大柱這個慫包，給我上的最有意義的一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