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記卡夫卡讀後感（一）
格雷戈爾，一個擔任著重要職位的公司職員，在家裡也有著維持家庭生活的作用，沒了他，家裡就沒有一個能掙錢的人——格雷戈爾的妹妹，才十七歲，不需要指望她幹活掙錢維持家庭生活、格雷戈爾的爸爸，幾年之前就破產了，五年沒工作了，估計自信心也沒了、格雷戈爾的媽媽，更不用說，繞著房子坐一圈都喘氣。
而可憐的格雷戈爾，在一天剛剛醒來時卻意外的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令人噁心的蟲子（⊙o⊙）！。他百般嘗試的從床上下來，可剛一下來就撞傷在了床腿上。這只可憐的蟲子的慘遇估計誰也無法料到……
從此以來，沒人願意再看見他，除了好心的妹妹，給他送來吃的，天天關心著他。格雷戈爾的爸爸媽媽從此一見到他這隻噁心人的蟲子就會昏過去，而家裡的生活一天一天的不富裕了，只剩下五年前格雷戈爾父親的公司倒閉時「營救」出來的財產了，廚工和女傭也先後被辭退了，格雷戈爾漸漸成為了被人驅趕的對象，而他感到別人就想要踩扁了他似的。
而行動也始終控制著他，他不能走得太遠。一系列的不好的心情困擾他，終於，可憐的格雷戈爾在凌晨三點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唉，可憐的格雷戈爾，一個相當受別人歡迎的人，變成了一隻可憐的蟲子，誰都不能想像他自己該是多麼無奈，漸漸地被人疏遠，被大家所驅逐，所厭惡。許多人所討厭的格雷戈爾是多麼可憐啊！
變形記卡夫卡讀後感（二）
今夜，卡夫卡的甲蟲在我的思維中蟄伏著。喧器的城市與疲憊的身影在我的燈光中四處搖曳，日漸消散。我試圖以仰姿與這位生前窮困潦倒，死後聲名大振，轟動全球，被譽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奠基人悄悄對話。
卡夫卡的筆記片斷中說：「在巴爾扎克的手杖上寫著：我在粉碎一切障礙。在我的手杖柄上寫著：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一切——那是什麼？城堡，審判，流放地，科學院，鄉村醫生，噪音尖利的龐大的機器，一卷一卷堆上去又掉下來的公文，甚至飢餓，甚至城牆，甚至飄搖的聖燈……」
而後來者說：「卡夫卡對我們至關重要，因為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
事實上，現代人的困境就是秩序化、數位化、信息化與現時的既成現實相背離的產物。因而生活的苦難正需要以某種方式加以救渡，在眾多的障礙向卡夫卡的原點襲來的時候，這種擠壓狀誤解的境遇不得不使人產生「變形」以適應當前的生活。格里高爾·薩姆沙在職業的習慣勢力和生活的重擔的壓迫下從「人」變成一隻大甲蟲，這位奧地利作家通過隱喻的手法，揭示了一個普遍的真理：人們所創造的物作為異己的、統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對立，並時刻想操縱著人，專心致志於把人變成物的奴隸，最終對人的至尊地位加以駁離，使人變成了「物」或「非人」。
眼下的我們在「變形」，也正一天一天地走向自己的背面，與自己擦肩而過，但絕不是說喪失自我，()只是在超越的過程中失去了原我。失意時顧影垂淚，自輕自賤，是變形；得意時自我膨脹，忘形失態，是變形。社會角色的不斷變換，比如居家要做好妻子，出外交往要做文明人，在單位要做好同事，在領導面前做好下屬等等，如此種種，實屬異化與變形，是壓扁了的生活，它與真正「意義」的生活大相逕庭。這也許是一種生存的策略吧。社會現代化每向前邁進一步，對人的意識形態領域就是一次強有力的衝擊和擠壓，這樣的結果，難免會使得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與其本性錯位或發生偏離。
卡夫卡的現實生活表面看來是異乎尋常的，但就其生活和文學的意義來說，沒有誰比他生活得更有意義、更接受真實。就其接近生活真實這一點上，現代「新寫實」小說或多或少從中汲取了豐厚的營養。他們的作品在展示瑣碎、苦難的時候，有意回顧了自己對苦難人生的情感和價值判斷。我們被他們如此大膽地苦難描寫弄得目瞪口呆，回過頭，卻只能看到作者那令人費解的冷漠表現。
也許這就是卡夫卡和他的甲蟲情緒的背後。
變形記卡夫卡讀後感（三）
旅行社推銷員格里高爾一夜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甲殼蟲。這一變化，使無數的讀者看到了世間的悲涼、人生的辛酸和命運的多舛。沒有一個人不用世俗的情感體會到自己令人憐惜的生命脆弱。在隨後的閱讀里，這一形象象命運的主題時時以凌厲的重音敲擊著人們的心弦。
這個如此具有開創性的文學形象使我們瞠目，它到底承載著什麼、啟示著什麼？
有人認為，它有力地揭露了社會制度之缺陷所造成的人的異化。人的豐富的人性、情感、心理等社會性和生物性的徹底物化。這些判斷都正確而深刻的揭示了社會制度和文化里的反人性力量的存在。強大的喪失感控制著每一個閱讀者的心靈。
但是縱觀卡夫卡的小說作品，我們會看到，這一變化里同時也蘊含著對人的孤獨而獨特的存在，以及人類文化勾通的不可能性等哲學思考。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享受著共有的物質資源、人類文化資源，秉承著千萬年人類進化所成就的語言、思維、情感的巨大既有果實。我們生存在具體的有著自然疆域、歷史文化和現實的制度階層的社會關係中。作為人類，我們的特性里有著顯著的社會性。社會性的生存是人類生存的本質。
同時，人具有其巨大的生物性特徵。人類從自然中獲取生命能量，獲得文化信息，勾通個體天賦的進化成果，在身心的整合中成長為一個獨特的生命個體。人的社會性和生物性的統一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於是，古往今來，在不同的自然、文化背景下誕生了無數不同的人。人，因其獨特性，而使人成為區別於他人的人，成為不可超越因此本質上也不可勾通和理解的特別個體。哲學的上「不可知論」和文學上的悲觀主義都是基於人類這個堅實而冷酷的自然與文化現實。
我們成長在社會性與個性、生命的現實性與超越性、對社會勾通的強烈願望與勾通的不可能性的矛盾之中。
不論是唐詰訶德、浮士德、簡愛、夏洛克或卡夫卡筆下的另一文學人物形象「飢餓藝術家」，都在尋求著勾通和理解。但是人人都在背負著無人理解自己、認同自己的苦痛的負擔，人因其獨特性而承受著深深的孤獨感。
這是為實現自身的社會化或者說深深地溶入社會，而必然經歷的生存和存在狀態。
精神分析學派認為：人性沒有得到展開的人，具有深深的人格的寄生性、依附性，他們的心理的完整性依靠他人的給予，或者說他們承受著令他自己恐懼而永遠無可彌補的孤獨感。
人性得到全面發展的人，獲得了對物質和精神的生產性能力。他們獨特地生存和創造，與這個世界有本質的、自足的勾通。他們也有著人類共有的孤獨感。只是他們生產性人格的獨特存在，使他們具有長在的幸福感、自由感以及與人類的深深相統一的滿足感受。
他們的孤獨感表現在他們的生產性行為的獨一無二和獨立不依。同時也表現在常人的不可理解和與他的道德價值能力的差異上。
人類因為差異而顯孤獨，而不可交流使人們永感孤獨。格里高爾的獨特存在方式是寓言式的甲蟲一樣的生存，他因此沒法獲得他的上司、父母和妹妹的理解。連他的善意和謙和都無法讓他們接受。他被他們遺棄、致命地擊打，最終招致死亡。他的死亡，使他們的生活歸於平靜和滿足。
在這裡獨特的生存，甚至被視為異類。但是，我們可以寬泛地理解為獨特的生存使交流成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