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讀後感1500字（一）
與《子夜》的第一次接觸是在母親的書架上，對名著並無多大興趣的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它以1930年的上海為背景，生動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國中國各種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通過民族資本家吳蓀莆的遭遇，展現了那個時代「更加殖民化」的特徵和急速變動的社會現實，使我們每個人都燃起強烈的愛國心，感受如此脆弱的祖國，作為學生的我們更應該「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當時民生凋敝戰亂不止，但在都市化的大上海卻另有一番景象。這裡有著紙醉金迷的的生活，有著明爭暗鬥的算計，有著趨炎附勢的各色人物。
它是一部描寫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資本的社會命運的悲劇。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矛盾鬥爭；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及其走狗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以及農村經濟破產是怎樣危及民族工業的，這些矛盾使我們得以全貌地了解當時的社會現實，強烈地喚醒了我們的報國熱情。
小說驚心動魄地描寫了一個剛強有為的民族剛也巨頭吳蓀莆，在帝國主義和軍閥政治雙重壓迫下，在工農革命的夾擊中，一敗塗地的悲慘命運。
吳蓀莆的鬥爭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他並非一個束手待斃的人。他憑著自己的財力，遊歷過歐美的見識，以及在同行中過人的智謀和手段，既獲得同業的重視也頗自大自是，具有狂妄的野心。他嚮往的理想境界是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戴上二十世紀中國「工業王子」的桂冠，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猶如一隻正要攝食的獅子。一心發展。
雖然片面地說是為了自己的理想，但還是會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我們也該像他一般為了自己的目標不懈奮鬥，造福國家，造福人民。
不幸從農曆端午節後，省政府傳來了命令：為了支撐雙橋鎮市面，吳府在那裡經營的工廠、商店不得關閉，抽回資金的計畫落空了，吳蓀莆勃然大怒。但轉念一想「益中」即將吞進七八個小廠，又不由的回嗔作喜，爽快地表示順從省政府的命令。可是，新的矛盾又使他陷入窘境；要擴充、整頓那些虧本的小廠，要資金；要搞公債投機，謀取暴利也要資金。吳蓀莆日益感到資金周轉不靈，在這種關鍵時刻，交易所的鬥爭也日益激烈。趙伯韜盯上吳蓀莆這塊肥肉，想乘吳蓀莆資金短缺之時吞掉他的企業。隨後工廠舉行了罷工，市局發展對吳蓀莆十分不利。
吳蓀莆陷入內外交迫的困境。前程暗淡，事業的危機，咬嚙著吳蓀莆的心。為了排除心頭煩悶，他瘋狂地帶著情婦尋歡作樂求刺激。突然，不速之客趙伯韜來訪，他要用吳蓀莆吞併小廠的辦法來吞併「益中」公司了。趙伯韜向吳蓀莆的銀行投資投股。吳蓀莆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他決心拼一次，與趙伯韜作最後的決鬥，然而內線和趙伯韜的情婦劉玉英竟是兩頭作內線；連忠於「友情」的韓孟翔也臨陣倒戈……益中公司全軍覆沒。吳蓀莆傾家蕩產，徹底失敗了。
雖然曾顯赫一時的工業巨頭成了喪家之犬，但從他失敗的經歷來看證明了一個不變的真理：強者生存。
中國的歷史是淹沒於屈辱與反抗中的。落後只有被挨打。感悟那悲慘的一幕幕，愛國之情油然而生，不知道處在安樂生活中的我們有多少對祖國的愛呢？
在快速發展的時代中，熱愛祖國永遠是人類永恆的主題！
子夜讀後感1500字（二）
茅盾對於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有比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實際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有企業家、公務員、商人、銀行家，並且常和他們來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業的情況，有一段時間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當做是「日常課程」（註：《我的回顧》，見《茅盾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4月初版）。當時學術界正在展開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茅盾將親自看到的社會現象同論戰中一些理論對照，這就增加了他寫作《子夜》的興趣，決定通過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謬論。在寫作《子夜》的時候，作家又充分地運用了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獲得的社會經驗。他說：「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了解。」（註：《〈子夜〉是怎樣寫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報》副刊《綠洲》）過去的這段經歷，以及這一時期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接近革命者所得來的具體感受和間接經驗，不但豐富了他的創作素材，同時也使他有可能對客觀現實作出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鬥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毛澤東同志曾經作過深刻的分析。他在說明由於帝國主義的爭奪中國，帝國主義和整箇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混戰之後，接著說：「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民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
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98頁）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里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複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作家筆下的工業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熱心於發展故鄉雙橋鎮的實業，打算以一個發電廠為基礎建築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萬人口的雙橋鎮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他的「目的是發展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家」全部打倒，「把企業拿到他的鐵腕里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要發展民族工業，首先需要「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企業上的利害關係而外，還「用一隻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遊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工業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雄心，願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咽喉，因而他的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不過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幾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他要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鬥角的鬥爭；他熄滅不了工廠里風起雲湧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濕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託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農村破產、工廠生產過剩、趙伯韜的大規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塗地。他們發起組織益中信託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為泡影。野心勃
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國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於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徵。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一體。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的，他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鑽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里。他希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於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
子夜讀後感1500字（三）
《子夜》——「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 （瞿秋白語） ，()從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錯綜複雜的階級鬥爭和社會矛盾的典型環境中——上海， 解釋並塑造了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典型——吳蓀甫。
在一連串戲劇性極強的情節中鮮活地展現了人物的性格特點， 給讀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 《子夜》反映了 1930 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 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全貌。
30 年代上海的畸形發達已在社會學界成為定論， 它是個危機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城市， 買辦資本主義日益發達， 民族的現代化、工業化只能是吳蓀甫的雄心壯志的夢想。封 建社會固有的傳統和東西攙雜的殖民地文化不能給女性提供一個自主的空間， 倒是製造了 靠色相謀生的徐曼麗、劉玉英、馮眉卿一類的特殊人物。她們引領時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徵缺 乏確實的經濟條件和文化環境作基礎， 和當時畸形的商業一樣的浮躁虛幻。
周作人在評價上 海時曾經直截了當地說「上海氣」的基調是中國固有的「惡化」， 上海只有買辦流氓與妓女 的文化， 壓根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 而在「上海氣」的人們看來， 女人是娛樂的器具。
吳蓀甫是個民族工業資本家，也是《子夜》的主人公。他機智果斷，抱負遠大，在上海 那個燈紅酒綠拜金的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精明強幹，為自己的夢想雄心勃勃地拼搏。
他一口氣吞併了八個小廠， 想成為工業界領袖； 他與大興煤礦公司總經理王和甫等人創建了 益中信託公司；也曾在公債市場上狠賺一筆。但生不逢時，正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 國不能讓他施展自己的才略。
雙橋鎮的農民暴動摧毀了他在家鄉經營的產業； 他苦心經營的 絲廠工潮迭起； 處心積慮組建起來的益中公司又因為產品滯銷而成為箍在身上的 「濕布衫」 ； 在公債市場上又飽受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的打壓。
但當他想放棄時， 他仍對自己說：
「不！ 我還是要幹下去的！ 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項了！ 絲業關係中國民族的前提猶 大！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有希望的！ 」這是《子夜》給我印象 最深的一句話， 儘管吳蓀甫最後終因為在公債市場與趙伯韜的角逐失敗而破產， 他的這一句 話，還是給我留下了無數的感動與欽佩。
除此之外，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環境的描寫。例如它用「天空張著一望無際的灰色的 幕，只有西邊的天空像是破了一個洞，露出小小的一塊紫雲。太陽倉皇的面孔在這紫雲後面 向下沒落。這種平淡的環境描寫， 」 以及其他一些惡劣的環境描寫暗示人物的命運或喜或悲。
茅盾先生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 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 來鮮明顯示 人物性格。
「他絕不為寫景而寫景，寫景即為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 景交融，文無虛筆。
」著名評論家馮雪峰在談到吳蓀甫這一人物形象的時候，他明確指出：
「這是茅盾對我們文學的一個貢獻，這個貢獻是別人不曾提供過的。
」的確，在《子夜》問 世之前的文學史上還沒有人塑造過像吳蓀甫這樣成功的民族資本家典型， 可以說吳蓀甫的出 現為中國文學史的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藝術元素。
在《子夜》中，茅盾先生自覺地展開了對於自己所處時代的「全方位」的正面描繪，向 世人展示了 30 年代國中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在帝國主義侵略下和經濟大崩潰中的買辦 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殊死搏鬥，農民的破產與暴動，中小城鎮商業的凋敝，市民 階層的破產， 知識分子的苦悶與毫無出路， 以及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意識的 逐漸覺醒與愛國抗日運動的最初發動。吳蓀甫作為一個生活在 30 年代的上海以經營產絲業 為主的民族資本家，他無法擺脫內外交困的險惡環境。第一，他無法改變中國絲在國際市場 上受日本絲排擠打壓的被動局面， 而當他把損失轉嫁給工人時， 必然引起工人的不滿和反抗。 這對於 30 年代上海急於恢復的工人運動來說，無異於火上澆油； 第二， 1929 年底資本主義世 界的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農村的破產促使了農民運動的興起， 吳蓀甫與 雙橋鎮農民矛盾的激化，宣告了他的「雙橋王國」理想破滅，這又使他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經 濟來源；第三，1930 年 4 月爆發的南北軍閥間的中原大混戰以及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迅速 發展，加劇了上海工業和金融界的波動，使買辦資本家與民族資本家的鬥爭愈發白熾化。
吳蓀甫所處的社會環境造就了他性格上的兩重性，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性。一方面，吳蓀 甫年輕時曾去過歐美， 他的留洋經歷使他積累了管理現代工業的知識， 掌握了一套剝削工人、 經營企業、與同行競爭的經驗和手腕。吳蓀甫有著遠大的抱負，他熱心於發展家鄉雙橋鎮的 實業並打算以擁有十萬人口的雙橋鎮為基地構築起他的「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的 「雙橋王國」來。這種強烈的事業心正是吳蓀甫個人獨特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我們容易對其 萌生同情感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 吳蓀甫又因其階級局限而無法擺脫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 共有的先天性缺陷。
他必須面對兩組矛盾， 一是與帝國主義走狗——金融買辦資本家趙伯韜 的生死角逐； 二是他雖精明能幹， 但其法蘭西式的資產階級性格使得他與工人的對立日益尖 銳。
他拚命地榨取工人的血汗， 尤其是當他受到趙伯韜不斷升級的威脅， 感到資金捉襟見肘、 生存近乎危險的時候，更是從工人身上蠶食資本。他置身於衝突的中心，事件的進程使他性 格的各個側面暴露無遺：他時而果敢專斷，時而猶疑惶惑；時而信心堅定，時而頹廢恐懼； 遇事好像胸有成竹，實則往往舉措乖張。吳蓀甫性格的豐富性、複雜性，正是中國民族資產 階級兩面性的真實寫照。
吳蓀甫的悲劇， 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是不可能走上資 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法則，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更加的殖民地化了。
時過境遷，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個成熟的企業家階層—— 民營企業家快速崛起。他們既是這個時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兒」 ，又是推動時代變革、刷新 中國面貌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 黨和政府相繼制定出台了許多扶持民營企業的政策方針和法 律法規，並提出對民營企業實行政治平等。這將有助於進一步打破企業「出身成分論」 ，消 除對民營企業的政治歧視， 努力營造 「政治上認同， 社會上尊重， 政策上支持， 經濟上保障」 的良好發展氛圍， 為民營企業的繼續前進掃除思想認識上的障礙。
當前， 我國政治清明廉潔， 社會安定繁榮，經濟健康發展，這也為民營企業的創業和成長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現今的民營企業家，與小說《子夜》中的主人公吳蓀甫存在著不少的相似之處。他們大 都白手起家，後來通過不懈努力和艱苦奮鬥取得成功，得以在商界占據一定地位，蔑視那些 倚仗強大後台而有所成就的專橫跋扈者。他們喜歡挑戰，情況越是艱難刺激，他們越是熱情 高漲。
吳蓀甫瞧不起美帝國主義豢養的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 再加上趙伯韜有意要摧毀他 的「雙橋王國」 ，迫使他俯首稱臣，這些都堅定了他要和趙伯韜決一雌雄的信念。然而，當 危險嚴重威脅到自身利益的時候， 他們又會一反過去的堅決果斷、 滿懷信心， 變得焦躁不安、 優柔寡斷，通常欲以孤注一擲挽救失敗。與趙伯韜明爭暗鬥了幾個回合，益中信託公司因虧 損八萬元栽了跟頭而停業。趙伯韜欲向吳蓀甫的銀行投資控股，吳蓀甫不合作的態度強硬。
為了不被趙伯韜吃掉，在公債市場的最後決鬥中，他把絲廠、住宅以及八個日用品工廠的資 本全部拿來押做「空頭」 ，但由於杜竹齋，這個他一度推心置腹的合股人的倒戈相向，把資 金秘密地投到了趙伯韜的名下，吳蓀甫徹底破產了。
但畢竟時代環境迥然不同， 今天的民營企業家與吳蓀甫在某些方面還是存在較大差異的。
吳蓀甫曾留學歐美，有很高的知識文化修養，精通企業經營管理，注重規模生產，而乘著改 革開放的春風富起來的民營企業家一般個人文化素質較低， 缺乏高新科學技術知識和現代企 業管理能力，立足於家族式管理，小作坊式生產經營，產業升級慢，發展後勁不足。此外， 吳蓀甫創辦實業的目的是為了振興發展民族工業， 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束縛， 最 終實現資本主義， 表現了他強烈的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 而現今的民營企業家創業的初 衷是為了生計，他們思想守舊，本著「小富即安」的傳統觀念不願繼續壯大自己，並且不夠 關心政治，只一個勁地盯著企業經營的好壞看。在對待工農民眾的態度上，吳蓀甫有反對帝 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一面，又有殘酷壓榨剝削工人、農民和仇視工農革命運 動的一面。當工人為爭取自己的生存生活權利而進行罷工時，他不僅收買「忠實而能幹的部 下」和蔣汪兩派的黃色工會，在工人中安插工賊，拉攏、分化工人隊伍，還勾結反動勢力， 動用大批軍警特務，進行血腥的鎮壓，甚至親自出馬，坐鎮指揮。而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 建設中，工農民眾是國家的主人，民營企業家也均被改造成無產階級，老闆與員工之間地位 平等，階級矛盾與剝削關係已不復存在，各階層團結友善，共同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奉獻 力量。
《子夜》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複雜的發展趨勢：
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以及中國企業的封鎖、侵略吳蓀甫的悲劇是民族危機深重時期的產物， 它是不可避免的；而民營企業家的喜劇是民族崛起強大時期的產物，它亦是大勢所趨的。倘 若將吳蓀甫和民營企業家相互調換生活時代，結果依舊如此，只是悲喜劇的主角變了而已。
茅盾先生的《子夜》寫出了 30 年代初期中國民族工業資本家們生存的困境。外有連連的戰 事，內有帝國主義所豢養的買辦金融資本家們的打壓。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像吳蓀甫一 類想以工業振興中華的宏偉夢想只得是幻像，像肥皂泡泡一樣，飛得再高，也終究逃不過破 碎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