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那年，出於對某種生活的模糊憧憬，我報考了中國最好的醫學院。直到交志願表的前一個月，我還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醫學生。就在這時，朋友向我說起她看過的一個紀錄片，說的是協和醫院婦產科名醫林巧稚，說她如何醫術高超，做人一品，說那灰磚綠瓦的醫學院如何著名，如何培養一流的醫學生。幾句話勾勒的圖畫，在一剎那擊中了我的某根神經。因為17歲的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走一條不同於別人的路。我一邊覺得這8年醫學生活會充滿艱辛，一邊又覺得它將不同尋常、不落俗套。
同級的30個新同學見面後，便開始交換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稚的鼓舞進了協和醫院，並立志要做當代名醫。只是很快，這些輝煌與欣喜便被稀釋，接下來是真實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長久考驗：我們宣誓過希波克拉底誓言，硬著頭皮解剖了半年的屍體，早上睡眼朦朧地給全病區的病人扎針抽血，搶著給闌尾炎病人做手術，每晚自習到深夜12點以後。直至最終，我們把幾年學過的內外婦兒幾本大厚書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個月，昏天黑地。然後熬過了冗長的畢業考試。
我數了一下，除了選修課之外，8年下來大大小小總共考了59科。而在這8年中，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果說醫學本身是門並不完美的科學，那麼從事醫學的醫生，就是選擇了一份背著人道主義重擔、過程卻冷暖自知的職業。這份職業，承擔著來自病人類似上帝的期待，卻脫不了一個凡人的身份，脫不了身邊需要面對的瑣碎現實。
8年後我畢業，沒有做醫生。畢業那天，我穿著博士服，導師則打著印有YALE（耶魯大學）字樣的領帶。我們合影，然後說再見。早年畢業於教會學校的導師看著我，忍不住說：「你不做醫生，很可惜」。
那段時間，媽媽經常在電話里說上樓很吃力，這表明她的風濕性心臟病加重了。我讓她來北京複查，如果可能就做次介入性的球囊擴張術，強度也不大，還能解決點問題。靠著在醫院積累的關係，我事先進行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療前，一項必須的檢查除了發現重度二尖瓣狹窄外，還發現她的瓣膜有血栓。醫生說這種情況肯定不能做球囊擴張了，如果要做，必須是開胸手術。在拿到檢查單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落了下來。
對當時月生活補貼僅200多元的我來說，5萬元的手術費，是個龐大的數字，去哪兒籌這筆巨款呢？那晚，按照實驗計畫，我必須去豐臺區大紅門屠宰場取10隻豬眼睛回來做實驗。與外面漸歸寂靜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場上班的時間是午夜。我先在漆黑的夜裡等了一個小時。待工人上班後，我穿過血流成河的地面，聽著豬臨死前悽慘的哀鳴，看著工人痲利地用刀剜出5頭豬的眼睛。我飛快地付了50元錢，逃離了現場。
我拎著盛著豬眼睛的冰盒回到了昏暗的實驗室，強忍著瞌睡，在地下實驗室一直忙到天亮。等我回去時，媽媽還在等我。她態度堅定地告訴我：「我想好了，暫時不做手術。」作為一個醫學生，我沒能說服媽媽。當然媽媽和我都明白：即使媽媽被我說服了，我也付不起這筆巨額手術費。
這一夜對我來說，刻骨銘心。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導師對我說：「聽說科里名額緊張，今年的已經用掉了。現在有些事很亂。不過沒事，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的科研經費帳戶里還有差不多3萬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長說，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經費付你工資，帶你看門診。這樣，以後咱們爺兒倆每周可以抽兩個半天去圖書館，一起討論問題，把我會的全教給你。我相信你會是個很有前途的醫生。」他描述的生活讓我有一刻的嚮往和動心，但很快就被現實淹沒了。
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真不知道怎樣告訴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離開醫院去美國做科研。我最終還是咬咬牙告訴導師：「我不打算做醫生了。」
「多可惜，為什麼？」老人很驚訝。
為什麼不做醫生？有的理由我無法跟老人說。他一生思想那麼單純，心態那麼樂觀。他能懂得身處在我們這個年代，一個平凡醫生精神和物質分裂的矛盾嗎？他會認為現在醫學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技術和知識，還有其他問題因為過於宏大過於龐雜而無法解決嗎？他能接受張孝騫、林巧稚時代已經像一個純真的童話年代一去不返了嗎？他能告訴我一個有宿命感、同時又追求豐富性、多樣化的年輕醫學生，怎麼在以醫學為職業的一生中得到內心的幸福和平靜嗎？
8年前，我因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傷選擇了學醫。8年中，我也曾品嘗過學醫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學一樣，為學習醫學知識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但是這幸福這艱辛，最終在渺小個人、龐大社會、迅變時代、科學進展的雜燴湯里被漸漸稀釋。
在一次同學聚會上，一位在急診輪轉的同學問大家：「一個車禍外傷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診，沒有擔保人，沒人交住院押金。經濟情況不明，給不給他治？」如果按照上學時我們所受的救死扶傷的教育，當然無需思量，馬上搶救。但按照現實醫院的教育結果，首要的問題則是醫療費由誰來付？假使當班醫生被油然而生的責任感驅使，不問費用便救死扶傷，最後極有可能挨醫院訓斥。
此外，假使這個病人因沒錢而取不到藥，單單指責這個醫生不救人就有點冤枉。眾所周知，現代醫院分工嚴格，醫生只是大體系中的一個小分子，他不能指揮整個醫院，甚至連藥房他都使喚不了。與以往在家看病抓藥的老中醫的許可權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報紙的社會新聞版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導：病人性命攸關，醫生見死不救。仿佛醫生個個都是勢利眼，只給富人治病，不給窮人看病。
在看病這件事上，我們往往簡化為醫生和病人兩個人之間的事，而忘記了醫患身處的醫療環境。我們能看見的只是醫生，醫生是代表醫療露臉和我們面對面的那個人。但不應將患者對醫學、醫療、保險體系的不滿和怨憤，統統轉嫁到醫生身上。
有一項調查其中問道：「你是否在臨床工作中遇到過醫患糾紛」？在被調查的200多位醫生中，大多回答是「太多了」、「我剛剛還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兩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調查的每位醫生都遇到過醫患糾紛。輕則挨譴責怒罵，彼此不歡而散；重則患者告上法院，甚至醫生遭受暴力。當被問到你最怕什麼時，被調查的醫生幾乎眾口一詞：「醫療糾紛」。
在越來越多人們的印象中，醫生的形象從未像今天這樣歧義橫生。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醫生這個職業的辛勞與風險。有項調查得出結論：「如今醫生已經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們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殺，更容易患上心臟病和胃潰瘍，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諮詢，比他們的同時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們的婚姻持續時間不長，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步履維艱，不堪重負。」
有一位美國的老教授，行醫50年，到晚年時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他從「站在病床邊」，一下子變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審視著眼前的醫學、醫院和醫生，頃刻之間他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屬於病人的意義。他回憶自己曾經作為醫生高高在上、習慣發號施令，但自己成為癌症病人後，遭遇和心情與其他病人如出一轍：他不敢面對疾病的真相，他被護士嘲笑「脖子短」，醫護人員無視他的尊嚴，他眼前的商業醫療環境一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他自己開始意識到，其實「這些問題當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為病人以後，再度回來工作時，視野才被打開」。一個醫生什麼時候才能真切體會到病人所面臨的問題，也許只有等他成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覺悟。
這位老教授如此對比角色轉換後的感受：做醫生時，他習慣做命關病人生死的決定，習慣擁有權力。可當他是病人時，這些權力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病人後，儘管他也認識幾個熟人，但他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樣，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時時會碰上等了一個小時但看病只花了5分鐘的情形。處在「病人」角色的他，終於意識到，醫生的一點點同情心對病人是多麼意味深遠。這位德高望重的醫生成為病人後，還經歷了兩次被醫生「誤診」的倒霉經歷。他本可以控告誤診的醫生，但回想從醫這麼多年，從沒被病人告過，可他自己肯定也犯過類似錯誤。
正如他所言：眼前每次痛苦的經歷，都能讓我設身處地地想起當年自己行醫時的情形，我更願意把這些經歷告訴自己和年輕的醫生，成為他們日後行醫的教材。他在《親嘗我自己的藥方》一書的序言中說：「如果我能從頭來過的話，我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醫，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給人這種重新來過的機會。我能做的，就是告訴你，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希望你我都能從中得到教訓。」
是不是態度和藹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是不是名聲遠揚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
我曾見過這樣三位醫生。
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醫生，她對病人總是輕聲細語，關懷同情。在與她交往的過程中，病人肯定能滿足人情味的強烈要求。但是這位醫生直到50歲，依舊是副教授。同事評價說她臨床邏輯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識，更沒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一位是當到副教授後，中途出國讀了個藥理學博士學位，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實驗室，發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後有一天，他回國發展，繼續回到臨床。因為他的科研優勢，很快在醫院就獲得了教授職稱，還當上了科室主任。但是在真正手術的時候，他的技能其實已經不如一位天天泡在臨床的主治醫生了。可是，這樣的內情，一個普通病人在門診是無法知曉、也無法判斷的。
還有一位是做心導管非常出色的醫生，但是他的職業生涯有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就是學位是本科。這個文憑上的缺陷直接影響了他的晉升，影響了他蒞席各種學會獲得光鮮頭銜的可能。在一個不知情的病人眼裡，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臨床技術，也就是病人最關心的醫術。
那麼，我們怎麼給自己選一個好醫生呢？在現在的醫生評價體系中，一位資深的醫生，其學術成就，或行政頭銜，都會給這位醫生帶來更多的名氣。但對具體的病人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人情味和醫術。如果實在不能兼備，那應該是醫術對病人更為重要。
一個朋友患了子宮肌瘤，需要做手術，本來覺得腹腔鏡就能解決，問我去看誰。我給了她兩位專家的名字。結果她看完告訴我，一位專家告訴她，因為肌瘤的位置長得比較棘手，周圍有血管和尿管，所以腹腔鏡未必能解決，恐怕需要開腹。我問了問同行大夫，結果這位大夫一聽就明白了，說因為這個醫生的手術風格就是過分細心，所以有人可能用兩小時做手術，她可能用三小時。有人可能不覺得危險的位置，她可能會覺得風險很大。
我立即把這番話告訴了朋友，她驚叫：這裡面學問太多了！我問她：「你是願意肚子上開三個洞做腹腔鏡呢？還是願意冒著開腹的風險？」既然就做這一次手術，就要想辦法儘可能去找個最適合你病情的好醫生。
那麼，中國醫生的醫術究竟如何呢？一位國內免疫內科的教授對我直言：「不要以為美國的風濕免疫學有多強，他們只不過掌握了科研話語權，有基金去搞基礎研究，實驗室結果出得比我們多。要是論臨床經驗，我感覺他們還真不如我們，還是中國的某些醫生更厲害。我一上午的門診，能接觸到好幾例系統性紅斑狼瘡，我們病人多，病種多。但是在美國，如果一個病房裡收進了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病人，幾乎全內科的實習醫、住院醫生、教授都會跑來看。」
我的一位朋友住進婦產科腫瘤病房，她進去的時候手裡捧的是《別讓醫生殺了你》。她的這種行為，有力地挑戰著醫生的權威性。這樣的病人，醫生管她們叫做「刺兒頭」病人。比如，我那在婦產科的大學同學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喜歡從農村來的病人，老老實實，一句不問，而那些城市裡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女知識分子，事兒事兒的，問題有一籮筐，看了就頭皮發痲，不知道哪天就會找你痲煩。
手捧《別讓醫生殺了你》的這位朋友，繼續按照她自己內心的目標和願望行事。因為在她看來，她的最終目標是——爭取最好的醫療，為自己的健康打算。為什麼看《別讓醫生殺了你》？她的解釋是：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總得了解一下醫療這一行的真實情況，從各個方面，好的壞的都要看一看，然後，我才知道怎麼防患於未然。
自然，面對醫生，她的問題也有一籮筐。比如，醫生給她選擇治療方案時，她會問這位醫生為什麼建議先手術後化療，問那位醫生為什麼又建議先化療後手術。結果她發現這兩種治療方案的療效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只不過是這兩位醫生不同的治療哲學、不同的治療習慣而已。
據她回憶，幾乎每天查房時，醫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帶著笑容，準備了起碼兩三個問題準備提問。不僅如此，她還找來了醫學院的婦產科學課本，來來回回讀了好幾遍。她詳細地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療歷史、演變以及目前國際的最新進展。其中有些趣聞和故事，我從來沒聽過。
在給她靜脈插管以便打化療藥時，疼痛曾讓她大呼小叫，但這樣的結果是——病房裡找來了最有經驗的老護士給她插管。老護士使出絕招，輕飄飄地就插進去了。最後她出院時，她問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現在對這種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經相當於一個起碼醫專學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點頭說：你的水平豈止醫專，有些本科的學生可能都不如你鑽研得深。
這樣的一個「刺兒頭」病人，在治病的過程中，一直在強勢但友好地爭取最好的醫療，力圖和醫生保持平等，力圖把自己放在能和醫生對話的位置。最後，她贏得了醫生的注意力，帶著健康滿意回家。不僅如此，她甚至還和其中的一兩個醫生交上了朋友。以至她複查時，只要往門診一站，醫生就會回過頭來像老朋友似地跟她打招呼，問長問短。
醫生和患者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對方嗎？兩個凡人之間的溝通，最柔軟之處在於——坦率和真誠。做一個能吸引醫生注意力但又不讓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關技巧。這聽起來有些悲哀，有些悲壯，但也算是當前，我們在冷靜面對現實時的一條解決之道。這眼下的現實是什麼呢？醫生在上學時沒有學過溝通技巧，工作後也沒有競爭環境、沒有職業訓練要求他必須注意溝通技巧。而醫患關係正走向對立的方向，越來越多的醫生和病人開始防範，而不是對話。
美國一位女病人的經歷發人深思：她一生兼著雙重身份：全職病人，同時也是全職醫生。她患了一種罕見的先天免疫缺陷綜合症，曾多次因感染住院。她得過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做過許多次骨髓活檢，並且醫生還一次又一次警告她，你隨時可能得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曾苦苦哀求一死了之。後來，她決定去學醫。原因只是因為一個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以更好地了解那副身體，重獲對身體的掌握權。
還有一個原因，是她每個月都必須靜脈注射抗體和干擾素，單單這筆費用對她來說，就是巨大的天文數字，而當醫生能減少這筆開支。兩個原因放在一起展現的是，對一個面對疾病的人，精神和物質層面的雙重需求。如果別人都幫不了，那就自己動手乾吧！當個醫生，也解決了醫療費。後來成了醫生的她這樣寫道：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後成為什麼樣的醫生。我從裡到外了解這個行當。我不僅知道身體出了什麼毛病，還知道對有毛病的身體背後的那個人意味著什麼。
」不管怎麼說，如果你病了，你最後想聽的才是醫生他自己的問題。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經歷反過來用，我對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麼要求醫生對待我那樣。這種經歷，更有助於我和病人的交流。」
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醫生，以獨特的方式，理解著貫穿生命中的疾病、恐懼和無常。她告訴大家的是：世界沒我們想像得那麼糟。
不管是醫生還是病人，感恩每句親切的話語，每次仔細的檢查。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還有，「疾病普遍存在，並最終獲勝。我們會失敗這是當然的事情，死亡最後獲勝。當我還是醫學生的時候，就知道我選擇從事的職業是一個註定——美麗的、榮耀的失敗。」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長了個腫塊。大半年前，她去看的是一位70多歲的乳腺外科專家。有天，我接到這位朋友的電話，語氣焦急，她說剛去做了個B超，單子上寫著：乳腺腫塊邊緣不清，血流豐富，懷疑是惡性腫瘤。朋友心情極其低落。
轉天，她拿著B超結果再去看這位老專家。老專家仍堅持說：「目前很難說是惡性，相信我這雙手，再去找個高手做B超吧。」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結果居然是：邊緣欠清，血流不豐富，乳腺增生，建議隨診。兩份結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無措，不知信誰。
在這兩份結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成了一個執著討說法的「秋菊」，又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醫院的許多醫生。無一例外地，這些醫生的建議都是：切出來看，病理結果一出來什麼都清楚了。她又轉過來問我這個醫學生的建議，我說出來的話和那些醫生如出一轍。她再去問老專家，老專家卻仍說：不要隨便動手術，相信我這雙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鉬靶檢查，結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再拿著結果去看老專家門診的那一天，前面還有幾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這時，一位中年婦女突然闖進了老專家的診室，衝上前去，對著老專家一陣拳頭落下。70多歲的老專家被打得頭髮零亂，表情痛苦。***把老專家和女病人帶走時，身材高大的他，看見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說：「改天來看吧，不要掛號，直接來吧。」
動手打人的這位女病人，5年前曾看過老專家，當時因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專家動員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則復發的可能很大。這位女病人切了乳房，倒是再也沒復發。但她的生活卻因這場病和這次手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下了崗，離了婚，經濟窘迫，生活無著。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悲慘的生活，都歸咎於5年前老專家建議她做手術造成的。所以，5年後，她來到門診用自己的方式發洩著對老專家的怨恨。
我朋友問我，為什麼別的醫生都建議她把腫塊切了，看病理結果？為什麼老專家冒著可能被病人動粗的危險，建議她不要輕易動手術，請她相信自己的那雙手？
當法律介入了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之後，當我們的生活里充滿了對醫生的抱怨、戒備甚至敵視後，醫生從病人那裡也越來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報。他們在給病人做決定時，漸漸學會了保護自己，給一個四平八穩的決定，給病人一個清晰、明確、可衡量的結果。朋友諮詢的那些建議她手術的醫生，出於對腫塊性質的不可知，所以建議她一切了之，病理結果出來後，便真相大白。這樣的醫生，在法制社會裡算是好醫生。他們四平八穩，看所有的乳腺腫塊，在良性和惡性定不了性時，都會勸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摘得乾乾淨淨。
但老專家希望儘量少地影響病人的生活質量，不想讓病人無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對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一個被刀割過的乳房，終歸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著可能被埋怨、被誤解的危險，告訴病人在他看來認為最合適的選擇。「請相信我這雙手吧。」這樣的話，不知道在現在，還會有幾個醫生能說出來，也不知道那些懷著戒備、提防之心而來的病人，有幾個願意相信這位一腔真誠的醫生？會不會日後腫塊真成了惡性，反過來把醫生告上了法庭？
「你說，他圖什麼呀？」我朋友這麼問我。
我說，這可能是一個現代好醫生和一個瀕臨絕種的「牛」醫生的區別吧。就像裘法祖那樣的外科巨匠，反而不一味推崇「手術刀至上」主義，而是主張「能夠不開刀的就不需要開刀，能夠有小的開刀的，能夠解決問題的就開小刀，如果必須要開大刀的人，要開得徹底，要開得好」。
如果你面前有兩個醫生，一個醫術高超但待人冷漠，一個醫術平庸但待人和善，你會選哪個？朋友小何說，如果只能選一個，她會選擇後者，醫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經歷，發生在被老闆惡整的那幾個月。成為「辦公室政治」犧牲品的她，鬱悶至極，經常感到胸口悶、呼吸困難、心跳快、手腳痲。她脖子看上去也有點腫，以為是甲亢，去醫院看了好幾個科，醫生都是給她了化驗單，然後看了化驗結果說——沒事，回家待著吧。
「最後看了個內分泌科的小醫生，她看了化驗單之後，可能看我挺順眼，也可能碰巧那天她不太忙，她就問我最近有沒有經受過什麼打擊或者不順利。我看她那麼面善，就聊起了被老闆惡整了好幾個月的前前後後。結果，聊完了，感覺好多了。後來她告訴我這叫過度換氣綜合徵。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時對著一個塑膠袋呼氣吸氣，感覺好多了。」
但醫學的發展，可能是以喪失溫情為代價的。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的喬治·薩頓，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斷言：「科學的進步，已經使大多數的科學家越來越遠地偏離了他們的天堂，而去研究更專門和更帶有技術性的問題，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範圍卻日益縮小。從廣泛的意義來說，相當多的科學家已經不再是科學家了，而成了技術專家和工程師，或者成了行政官員、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幹、善於賺錢的人。」
這段話同樣適用於現代醫學。醫學，原本是一門時時需要以人為本的科學，而現在，它越來越顯示出專業主義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時常發作的腰疼，決定再次去醫院看病。她問我意見時，我說如果你能做到不厭其煩的話，那就去吧，但在當天肯定得不到醫生的結論。她做好了不厭其煩的心理準備去了醫院，先是醫院的導醫台把她分到了婦科。她掛了一女副教授的號。醫生給她開了一堆檢查：血常規、血生化、宮頸刮片、B超……許多檢查她連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醫生說等這些檢查結果出來後再來。一周後，等所有結果出來後，醫生說：婦科沒事，去腎內科看看。她去了腎內科，又是一堆檢查，一周後，結果正常。醫生冷冰冰地說：我這裡沒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問我：「這些學醫的人就這麼給病人一個說法的？好像我在他們眼裡只剩下解剖結構，還按器官系統劃分。」
除了簡單歸罪於醫德醫風下滑之外，其實，導致醫患之間像今天這樣難以收拾的尷尬局面，並不能完全責怪作為個體的醫生。他們每個人其實都面臨著兩個難題：一邊是患者一如既往對醫生人情味的要求，一邊則是現代醫學分工日益細化的現實。難怪有智者悲嘆：「技術專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問題中，以至於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裡已不復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因為現代醫學的飛速發展，使原先幾千年來一個醫生面對一個病人的對話氛圍，已在短短几十年內，猛然切換成了「一個醫生面對一個器官」，甚至「幾個或是十幾個醫生面對一個病人」。我們進了醫院，就像變成了一架盛著出錯零件的機器。我們上流水線，醫生看他負責的那部分零件，而對於醫生來說，這零件不管來自誰，都是一個樣，他只管維修，就像汽車維修站的工人一樣。
而在100年前，還是一個醫生只面對一個病人的情形。那時的醫學，沒有那麼多精確定量的檢查儀器和指標，主要靠經驗、感覺，在醫生和病人直接接觸的過程中完成。「人情味」成了那時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重要調料。
今天，醫生的情感因為失去往日的專注性而日趨冷淡。現代醫學似乎在人文層面上，進入了一個沒有轉角可言的尷尬境地。()而在醫學「科學主義」漸漸成為大家的信仰時，接近平民的溫情，可能恰恰是醫治人們對醫學冷漠偏見的良藥。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紀初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醫學院。它在中國最初的起源，曾和醫學傳教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時，「醫學傳教士」面對的病人包括身體和靈魂。
上學時，老師曾給我們講過這樣一段歷史：學校的第一任公共衛生教授蘭安生（John·B·Grant），率先賦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溫情。他的解決之道是在北京城內成立了「社會服務部」，提倡醫生、護士走出醫院，走進胡同，拉近和市民的關係。蘭安生教授還邀請「國際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到協和醫院講課。晏陽初諄諄告誡協和未來的醫生：「你們需要一個科學家的頭腦和一顆傳教士的心靈。」
當時還是學生的陳志潛也在聽眾席中，甚受觸動。日後，他脫下「白大褂」，換上「灰長衫」，博士下鄉，來到中國農村。這位「中國公共衛生之父」，自己當醫生，妻子當護士。他立志賦予醫學以更多的溫情，在醫患之間，尋找更廣層面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