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歲時入私塾，先讀《三字經》，後來又讀《千家詩》。《千家詩》每頁上端有一幅木板畫，記得第一幅畫的是一隻大象和一個人，在那裡耕田，後來我知道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圖。但當時並不知道畫的是甚麼意思，只覺得看上端的畫，比讀下面的「雲淡風輕近午天」有趣。我家開著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務討些顏料來，溶化在小盅子裡，用筆蘸了為書上的單色畫著色，塗一隻紅象，一個藍人，一片紫地，自以為得意。但那書的紙不是道林紙，而是很薄的中國紙，顏色塗在上面的紙上，滲透了下面好幾層。我的顏料筆又吸得飽，透得更深。等得著好色，翻開書來一看，下面七八頁上，都有一隻紅象、一個藍人和一片紫地，好象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書的時候，父親——就是我的先生——就罵，幾乎要打手心；被母親和大姊勸住了，終於沒有打。我哭了一頓，把顏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父親上鴉片館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顏料盅子，叫紅英——管我的女僕——到店堂里去偷幾張煤頭紙來，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燈底下描色彩畫。畫一個紅人，一隻藍狗，一間紫房子……這些畫的最初的鑑賞者，便是紅英。後來母親和諸姊也看到了，她們都說「好」；可是我沒有給父親看，防恐吃手心。
後來，我在父親曬書的時候，看到了一部人物畫譜，裡面花樣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給紅英看。這回不想再在書上著色；卻想照樣描幾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象。虧得紅英想工好；教我向習字簿上撕下一張紙來，印著了描。記得最初印著描的是人物譜上的柳柳州像。當時第一次印描沒有經驗，筆上墨水吸得太飽，習字簿上的紙又太薄，結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滲透了墨水，弄得很齷齪，曾經受大姊的責罵。這本書至今還存在，我曬舊書時候還翻出這個弄齷齪了的柳柳州像來看：穿著很長的袍子，兩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頭作大笑狀。但周身都是斑斕的墨點，便是我當日印上去的。回思我當日首先就印這幅畫的原因，大概是為了他高舉兩臂作大笑狀，好象父親打呵欠的模樣，所以特別感興味罷。後來，我的「印畫」的技術漸漸進步。大約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世，我在另一私塾讀書了），我已把這本人物譜統統印全。所用的紙是雪白的連史紙，而且所印的畫都著色。著色所用的顏料仍舊是染坊里的，但不復用原色。我自己會配出各種間色來，在畫上施以複雜華麗的色彩，同塾的學生看了都很歡喜，大家說「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問我討畫，拿去貼在灶間裡，當作灶君菩薩；或者貼在床前，當作新年裡買的「花紙兒」。
那時候我們在私塾中弄畫，同在現在社會裡抽鴉片一樣，是不敢公開的。我好象是一個土販或私售燈吸的，同學們好象是上了癮的鴉片鬼，大家在暗頭裡作勾當。先生在館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都藏好，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來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我先一幅幅地印出來，然後一幅幅地塗顏料。同學們便象看病時向醫生掛號一樣，依次認定自己所欲得的畫。得畫的人對我有一種報酬，但不是稿費或潤筆，而是種種玩意兒：金鈴子一對連紙匣；揠空老菱殼一隻，可以加上繩子去當作陀螺抽的；「雲」字順治銅錢一枚（有的順治銅錢，後面有一個字，字共二十種。我們兒時聽大人說，積得了一套，用繩編成寶劍形狀，掛在床上，夜間一切鬼都不敢走近來。但其中，好象是「雲」字，最不易得；往往為缺少此一字而編不成寶劍。故這種銅錢在當時的我們之間是一種貴重的贈品），或者銅管子（就是當時炮船上用的後膛槍子彈的殼）一個。有一次，兩個同學為交換一張畫，意見衝突，相打起來，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審問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為畫；追求畫的來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厲聲喊我走過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著頭不睬，但覺得手心裡火熱了。終於先生走過來了。我已嚇得魂不附體；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邊，並不拉我的手，卻問我「這畫是不是你畫的？」我回答一個「是」字，預備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體拉開，抽開我的抽斗，搜查起來。我的畫譜、顏料，以及印好而未著色的畫，就都被他搜出。我以為這些東西全被沒收了：結果不然，他但把畫譜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張一張地觀賞起來。過了好一會，先生旋轉頭來叱一聲「讀！」大家朗朗地讀「混沌初開，乾坤始奠……」這件案子便停頓了。我偷眼看先生，見他把畫譜一張一張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時候我挾了書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個揖，他換了一種與前不同的語氣對我說，「這書明天給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畫譜中的孔子像，對我說：「你能照這樣子畫一個大的麼？」我沒有防到先生也會要我畫起畫來，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支吾地回答說「能」。其實我向來只是「印」，不能「放大」。這個「能」字是被先生的威嚴嚇出來的。說出之後心頭髮一陣悶，好象一塊大石頭吞在肚裡了。先生繼續說：「我去買張紙來，你給我放大了畫一張，也要著色彩的。」我只得說「好」。同學們看見先生要我畫畫了，大家裝出驚奇和羨慕的臉色，對著我看。我卻帶著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時我挾了書包和先生交給我的一張紙回家，便去向大姊商量。大姊教我，用一張畫方格子的紙，套在畫譜的書面中間。畫譜紙很薄，孔子像就有經緯格子範圍著了。大姊又拿縫紉用的尺和粉線袋給我在先生交給我的大紙上彈了大方格子，然後向鏡箱中取出她畫眉毛用的柳條枝來，燒一燒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畫法。那時候我們家裡還沒有鉛筆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現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畫法，其聰明實在值得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導，竟用柳條枝把一個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畫譜上的完全一樣，不過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體差不多大。我伴著了熱烈的興味，用毛筆鉤出線條；又用大盆子調了多量的顏料，著上色彩，一個鮮明華麗而偉大的孔子像就出現在紙上。店裡的夥計，作坊里的司務，看見了這幅孔子像，大家說「出色！」還有幾個老媽子，尤加熱烈地稱讚我的「聰明」，並且說：「將來哥兒給我畫個容像，死了掛在靈前，也沾些風光。」我在許多夥計、司務和老媽子的盛稱聲中，儼然成了一個小畫家。但聽到老媽子要托我畫容像，心中卻有些兒著慌。我原來只會「依樣畫葫蘆」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槍花，把書上的小畫改成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顏色的文飾，使書上的線描一變而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姊教我的，顏料是染匠司務給我的，歸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舊只有「依樣畫葫蘆」。如今老媽子要我畫容像，說「不會畫」有傷體面；說「會畫」將來如何兌現？且置之不答，先把畫繳給先生去。先生看了點頭。次日畫就貼上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學生們每天早上到塾，兩手捧著書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散學，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從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發表以後，同學們就給我一個綽號「畫家」。每天來訪先生的那個大塊頭看了畫，點點頭對先生說：「可以。」這時候學校初興，先生忽然要把我們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買一架風琴來，自己先練習幾天，然後教我們唱「男兒第一志氣高，年紀不妨小」的歌。又請一個朋友來教我們學體操。我們都很高興。有一天，先生呼我走過去，拿出一本書和一大塊黃布來，和藹地對我說：「你給我在黃布上畫一條龍，」又翻開書來，繼續說：「照這條龍一樣。」原來這是體操時用的國旗。我接受了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龍放大，然後描線，塗色。但這回的顏料不是從染坊店裡拿來，是由先生買來的鉛粉、牛皮膠和紅、黃、藍各種顏料。我把牛皮膠煮溶了，加入鉛粉，調製各種不透明的顏料，塗到黃布上，同西洋中世紀的fresco①畫法相似。龍旗畫成了，就被高高地張在竹竿上，引導學生通過市鎮，到野外去體操。此後我的「畫家」名譽更高；而老媽子的畫像也催促得更緊了。
我再向大姊商量。她說二姊丈會畫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關子」。我到二姊丈家，果然看見他們有種種特別的畫具：玻璃九宮格、擦筆、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姊丈請教了些畫法，借了些畫具，又借了一色照片來，作為練習的範本。因為那時我們家鄉地方沒有()照相館，我家裡沒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後，我每天一放學就埋頭在擦筆照相畫中。這是為了老媽子的要求而「抱佛腳」的；可是她沒有照相，只有一個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臉上去，沒有辦法給她畫像。天下事有會巧妙地解決的。大姊在我借來的一包樣本中選出某老婦人的一張照片來，說：「把這個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們的老媽子了。」我依計而行，果然畫了一幅八九分象的肖像畫，外加在擦筆上面塗以漂亮的淡彩：粉紅色的肌肉，翠藍色的上衣，花帶鑲邊；耳朵上外加掛上一雙金黃色的珠耳環。老媽子看見珠耳環，心花盛開，即使完全不象，也說「象」了。自此以後，親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畫容像。活著的親戚也拿一張小照來叫我放大，掛在廂房裡；預備將來可現成地移掛在靈前。我十七歲出外求學，年假、暑假回家時還常常接受這種義務生意。直到我十九歲時，從先生學了木炭寫生畫，讀了美術的論著，方才把此業拋棄。到現在，在故鄉的幾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間，我的擦筆肖像畫家的名譽依舊健在；不過他們大都以為我近來「不肯」畫了，不再來請教我。前年還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來，哀求地托我寫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沒有畫具，況且又沒有時間和興味。但無法對她說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館裡，托他們放大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後遂無問津者。
假如我早得學木炭寫生畫，早得受美術論著的指導，我的學畫不會走這條崎嶇的小徑。唉，可笑的回憶，可恥的回憶，寫在這裡，給學畫的人作借鏡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