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家影評（一）
《鋼琴家》取自一個真實的人的真實故事，故事背景是二戰，主人公斯茲皮爾曼是波蘭一位非常著名的猶太鋼琴家。整個電影有一條非常明顯的故事發展脈絡，即德國閃擊波蘭——波蘭反擊戰——蘇軍反攻德軍，解放華沙。當斯茲皮爾曼的家庭聽到英法聲明要進攻德國的時候，全家人為英法乾杯，這有點諷刺的意味，因為英法只是喊喊口號罷了，根本阻止不了波蘭的亡國。斯茲皮爾曼是個痴迷於他的鋼琴里的人。在戰爭突如其來的時候，他顯示出對戰爭的無比恐懼，雖然免於運送到集中營的命運，但是也是東躲西藏，食不果腹。在他躲藏的過程中，他因為處於相對安全的境地，於是見證了許多血的事實：猶太人被任意處死，無數猶太人被押往集中營接受死亡的命運，波蘭地下抵抗組織被活生生地圍剿槍殺，德國人敗退的時候，他躲在廢墟中，而他的音樂才華感動了一名德國軍官，在軍官的冒死保護下，鋼琴家終於捱到了戰爭結束，迎來了自由的曙光。
《鋼琴家》首先是一部史實片，從這一部電影中觀眾可以了解二戰過程在波蘭的一個側面反映。電影前面大半部分毫不客氣地揭露了納粹德國對波蘭人民的屠殺罪惡。後半部分轉而突出德國軍官對鋼琴家的救助行為的人性救贖的一面。我特別注意到的是片尾的字幕：「那位令人尊敬的德國軍官名叫威廉·霍森菲爾德，1952年死於蘇聯設在西伯利亞的戰俘營。」德國戰敗後是被蘇聯統治的，可以肯定的是德國人在戰敗之後受到他們對待其他國家人民那樣或者更甚的虐待和屠殺，正如電影裡面鋼琴家的哥哥讀的莎士比亞作品裡的一句話「你們這樣殘殺我們，我們不會報復嗎？」。這樣看來人性必定是有善有惡，而並不區別於國界。猶太人里有很多人為生計也當了納粹的幫凶，中國人也有漢奸。而德國人日本人里也有對戰爭厭惡、對音樂藝術有崇高景仰、有人道精神的善人。因此我們起碼應該善惡分明。
很有趣的是鋼琴家在華沙進攻波蘭時和在波蘭復國時彈奏的都是蕭邦的小夜曲。也許音樂和藝術是可以跨越國界的，不會因為戰爭而有顏色。這又讓我想起之前看過的《梅蘭芳》，梅蘭芳蓄鬚明志不為日本帝國主義唱戲，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梅蘭芳的絕世唱腔卻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藝術瑰寶，應該發揚光大。而《霸王別姬》裡程蝶衣因為給日本人唱戲而在文革里被打倒。命運與梅蘭芳截然相反。如果鋼琴家在中國的話，也許很早就死了，也不會活到88歲高齡。
如何對待戰爭和戰爭遺留問題？是否就應該以怨報怨或者忘卻呢？都不應該的，至少應該求同存異。如何對待音樂藝術？是否就應該以國家意志凌駕其上，加以捧或殺呢？也不應該的，至少應該有容乃大。歷史不容忘卻，未來的路還是要繼續前行的。
鋼琴家影評（二）
奧斯卡獲獎影片《鋼琴家》是一部以二戰為背景的電影。波蘭導演羅曼。波蘭斯基以半回憶錄式的敘事結構，講述了一位波蘭鋼琴家（猶太人）在德國納粹時期不斷逃亡最終得以倖存的故事。觀看此片，不能不聯想到《辛德勒的名單》。相同的時代背景，相似的猶太人被殺戮被救助的鏡頭，只是故事的視角從施救者辛德勒換成了逃亡者鋼琴家。
二戰題材的影片一向吸引眼球。我觀看此片時的感受，只是感覺生命的脆弱，在戰爭背景下的人性的扭曲。影片沒有給納粹多少特寫的鏡頭，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士兵，讓你的感覺他只是在殺一個牲口而不是人。和平年代，人不可能如此沒有人性，是戰爭的殘酷讓殺人者與旁觀者都變得痳木。觀看影片，你不會恨那個舉槍殺人的人，因為他們顯得如此冷血，因而面目模糊，如果願意思考，你會恨那個發動戰爭的人，是他把悲劇帶給了波蘭，最終也帶給了德國。尤其當影片最後，鋼琴家被德國軍官所救，你怎麼會把那個德國軍官當敵人？他也有人性的一面，當他聽到鋼琴家那動人的琴聲，他人性美好的一面得以展現，所以明知鋼琴家是猶太人仍然給他送食物，讓他躲藏在司令部的閣樓內，他是不願意那麼美妙的音樂消失在自己手中吧。此刻的德國軍官臉上，你能看出他曾經殺過人嗎？他一定是殺過無數猶太人的，對了，片中有個鏡頭是他猶豫中簽了幾份檔案，我猜是批准槍決的檔案吧？但是，當他面對一個真實的靈魂，一個音樂家的靈魂，他放下了手中的屠刀。他是誰？一個偶爾才有靈魂的殺人機器。這就是戰爭。
日本人也曾這樣殺戮過中國人，我不知道是否也有類似日本人救自己手中的中國人的故事。今天的日本人與中國人，一旦開戰，每一個被推向了戰場的人，靈魂一樣也會消失到某個角落，成為一部只會開槍的機器。是否，偶爾，人性的美好也會跳出來呢？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戰爭，都有其淵源，卻無不為各自的利益而戰。利益的獲得過程也許客觀上就已經對他人形成了威脅，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有足夠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夠捨棄一部分自身利益以消除部分利益差別，雙方的戰爭也許就不可避免。
鋼琴家影評（三）
在以黑白之間的不同層次與明暗對比表現悲喜色調的晃動的影幕下，動盪與不安充斥著，人們瘋狂地四處躲閃，而那個無形的惡魔般的大手早已覆蓋掌控了一切，逃避已是最無助的稻草，絕望蔓延至城市最荒蕪的角落。只有當你聽到街邊一家原本幽小而靜謐的電台傳出生命的委婉與漣漪交織在一起的《小調夜曲》的時候，你才或許會有那麼一瞬驚覺命運原本包容著的美好和寬厚，或許前一分鐘你正倚靠在閣樓里厚重的沙發上，循著嘴邊氤氳的煙霧捕捉電台里傳來的極度柔軟而又幽怨的旋律……這就是1939年二戰前夕的波蘭首都華沙，那個以美人魚作為城徽的美麗城市。然而，我卻通過導演羅曼·波蘭斯基，透過猶太鋼琴家斯皮爾曼的雙眼，看到了那個城市曾經經歷過的太多傷痛。
歐洲對猶太人的迫害在納粹德國時期達到頂峰，曾發生了滅絕約600萬猶太人的大屠殺，幾乎徹底摧毀猶太人在歐洲2000年的文化歷史沉澱。()那時，猶太人出門必須佩戴象徵猶太人標誌的大衛王之星袖章，藍白之間的搶眼色差將普通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的種族差異赤裸的彰顯出來，而它更多的卻是表現了人性的脆弱性與劣根性，同根之煎尤甚，一幕幕德國士兵槍殺草菅猶太人的粗暴畫面，令人瞠目及至不忍。作為二戰大背景下的一個歷史縮影，猶太人身份的斯皮爾曼經歷了家破人亡以及各種凌辱迫害後，終於死裡逃生，重獲自由。在這之中，一名德國上校暗中的解囊相助，對於斯皮爾曼的重生有著極大的助力作用。而讓這位上校產生惻隱之心的僅僅是因為斯皮爾曼彈奏的一首鋼琴曲——《Ｇ小調第一敘事曲》，那是「鋼琴詩人」蕭邦創作的一首將命運的悲壯和對自由的渴望強烈交融在一起的敘事曲。其原詩的內容是講述立陶宛英雄伍連羅德，在一次宴會上意氣風發的飲酒後，向客人說了一個故事：摩爾人在戰役中敗給西班牙人。為報復他們，便假意和西班牙人說話從而將黑死病與痳瘋病傳染給西班牙人。但要這麼做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自己要染上這些病。當賓客聽到此時，個個大驚失色。而伍連羅德卻說：「若立陶宛人有一天也遭到與摩爾人相同的命運，我也會與他們一樣，不顧我個人的生死，給敵人一個死的擁抱。」當時在德國上校注視下演奏的斯皮爾曼，也一定是決定用此種方式「給敵人一個死的擁抱」。而這位原本明顯的敵人，竟在之後被證明是一位隱形的友人。
影片根據波蘭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爾曼的自傳體小說改編。二戰結束後，他將自己慘遭納粹迫害直至重獲自由的經歷寫成小說《死亡的城市》，於1946年出版。但由於書中描寫了波蘭猶太人對當時蘇聯的不信任，遭到蘇聯查禁。直到90年代，該書才得以重見天日，改名為《鋼琴家》在美國重新發行。
直到他重新以鋼琴家的身份在萬眾矚目的耀眼音樂廳中輕撫那８８個黑白琴鍵的時候，我知道，他經歷的所有正是為了此刻內心的明澈與坦然，那數年的堅持與等待一定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