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我今天這個話題，實際上是從貝寧他剛才講到的，關於高考開始的。我是比較早的，當時是七七級、七八級，因為這兩級的時間特別近，大概一次是1977年，其實到年底了，一次是1978年夏季。那麼對我來說，我當時實際上是下鄉九年。1968年的7月1日，我就到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大概坐了三天三夜，昏天暗日的，就坐的火車啊汽車啊，拉到一個地方。現在想起來，那個地方連地名也沒有，就是在黑龍江的邊境。所以我實際上是很長一段時間，是在農村度過的。
然後1977年回來，當時還很茫然。因為我們這麼大年齡，能不能讓考試，其實不是很清楚。我印象1978年，大概春節前後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親戚，他在一個汽車公司工作，他說這樣吧，你到我北京市人民汽車一廠來吧，將來能開汽車。因為我們那個年代，什麼叫好工作呢？有兩個事情肯定是好的，一個叫手拿方向盤，一個叫手拿聽診器，這很厲害對不對。我說那好啊，於是我就在好像春節前後，就到他那一塊兒去工作了。但是到工作才知道，說你要想開汽車呀，得先當售票員，那怎麼辦？那就當吧。
後來當了一兩個月售票員，突然意識到可以報名高考了，然後就得找材料。那時候不像現在，說你還能到街上買一本複習考題，那時候哪有這些東西呀。所以我印象就是說找幾個好朋友，然後大家你有一道題，抄下來，有一個筆記本專門抄題的，每門課都有一個筆記本。因為你不知道別人怎麼考你啊，於是你就找各種考題溫習，參加高考的。那個時候，選拔人才的機制都沒有了，誰也不知道誰有什麼本事，沒有辦法，所以我認為，高考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人才篩選的辦法。如果沒有這個機制的話，那麼實際上我們真的沒有辦法來識別人才。有了高考以後，七七級，七八級，其實因為這兩級當時就隔半年，所以這兩級基本上學的時候，也很密切，在一塊了。我所在的人民大學是1978年復校，所以我算是很幸運，成為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後的第一屆學生。
那麼我那個年代，真的是對知識非常渴求，其實大家想想，我下鄉九年是十八歲去，二十七歲回對吧，這是人生多燦爛一段時間啊，所以你能理解我們到了以後對知識的渴求度。當時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書啊，那個時候看書雜亂無章，今天是《安娜·卡列尼娜》，明天突然拿一本叫《電工原理》，後天是《卓別林——不朽的流浪漢》，完全沒有關係。那時候渴望知識嘛，而且那個時候書很少，所以我印象就是一本書，翻到最後的時候都得小心翼翼，再翻那本書就翻爛了。而且這本書到你手裡以後，你必須一夜把它看完，因為第二個人，早上就在你那裡盯著呢。所以你儘管幹了一天的勞動，那簡直疲乏得要命，晚上熬著夜也得把它看完。
夜裡怎麼看書呢？就是拖拉機上有那個煤油，把那個煤油拿來，弄一個棉花的小燈捻，然後就在那個豆大的燈捻下，看一夜書。第二天早上你看吧，兩個鼻孔都是黑黑的，所以可見就是說，我們那個年代真的是對知識非常渴求。誰要是能回一趟北京，頭一件事就是把書帶回來。有一次，我碰到作家梁曉聲，他好像跟我經歷差不多。他說當年回北京頭一件事，就是找書，把書帶回來。他說他有一次好容易帶了一提包書回來，結果沒想到，剛進村，你想大家都渴望書啊，結果書就被別人搶走了。有一本書，不知道被誰搶掉了，後來始終沒還他。他跟我說的時候還耿耿於懷。所以我感到，我那個年代上大學，享受在知識的海洋里，真的是享受，真的覺得太好了。這樣一個時代，終於可以有一個文明的，有系統的梳理了。我們讀過無數的書，但那個書雜亂無章，你沒有被真的高手梳理過，這個知識的體系和知識的進程，這個事我覺得是挺重要的。
但是圖書館的書顯然不夠，因為剛剛復校嘛，書不夠，於是就去北大圖書館去找，因為都是鄰居。最後終於找到一個地方，發現書最多了，叫作北京圖書館，這個地方現在已經更名，叫作國家圖書館了。每次真的我腳踏車後面，高高的一摞書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騎著腳踏車，也可能是颳風下雨的時候，騎著這個車就往返於人大和北圖。所以可見我們那個時候，真的跟大家今天不一樣了。今天我估計不是沒有書的問題，是浩如煙海的書，到底怎麼來看的問題。而且我覺得今天可能大家，對紙質書都沒有太深的感情了。因為天天大家拿一手機，天天掃那個微信，好像紙質書不是那麼重要了。但是我上大學的時候，我覺得那個書對我們來說，還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情。
大家如果讀過作家高爾基的「三部曲」，他曾經寫《大學》。高爾基沒上過大學，但高爾基的大學是什麼呢？其實就是他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經歷。所以我認為我有兩個大學，你想我是1968年下鄉，1977年回來。我今天思考起來的話，如果我後來學的不是社會學，假設我學的是物理學，是化學，是數學，是其它學科，那九年頂多也就是一個生活閱歷，也就是一種品格，意志的培養等等，它跟學問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後來我做的這門學科恰恰叫社會學，所以想起來的話，跟我關係還真是深刻。因為我們社會學有一個看家本事，就是說像一個研究生，你想寫一篇社會學的碩士論文，頭一件事你先去「田野工作」，你在一個村莊你都沒待過一年，你在一個地方都沒做過深入研究調查，你怎麼敢寫文章？這個東西有個英文詞叫，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叫參與式觀察。實際上後來我仔細想想我那九年幾乎是做了九年的參與式觀察。
實際上我上人大的時候，還沒有社會學，我最初學國際政治。大家說那你學國際政治轉社會學，這挺大的轉變。一個是研究國外，一個是研究國內，這不一樣啊。畢業的時候，我就仔細在思考這個問題，就是說我的優勢在哪裡？那麼我仔細一想呢，其實我在國際上沒有什麼優勢，我連美國都沒去過，我還研究美國，歐洲也沒有去過。所以我很質疑，我對於所謂國際問題的研究。而我仔細想我可能最了解的還是中國吧，所以這也是促使我很大程度上，後來做社會學研究的。我怎麼知道社會學的呢？其實是上大學的時候，1979年，當時有一個國際圖書展。那個時候改革開放了，大量的圖書開始被引進到國內了。那麼我去外文圖書展，我發現有一面架子都是這個社會學，Sociology。覺得這很有意思，一看艾瑞克森的，「人格發展八階段」，那一想我是哪階段啊。因為那之前沒有這種學問啊，所以我逐漸意識到了，還有這樣一門學科，它告訴你怎樣認識你自己，怎樣認識社會，我覺得很精彩。
所以我後來很自然地就覺得，人大正好有社會學，我就在社會學系當老師。社會學讓一個人認識自己，這挺重要的，就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麼樣的，這個判斷很重要，自己為什麼要學。
我自己從1999年到清華，後來我做社會科學學院的院長，每年就要給學生講話，所以今天我也給大家分享一個清華故事。
這故事發生在1937年，大家知道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日軍就攻進宛平城，清華校園被占了。這時候清華的一個教授，叫趙忠堯，物理系教授。他突然意識到有一個東西落在實驗室裡面了。什麼東西呢？就是放射性的鐳，這是他當年在劍橋大學的時候，他的導師是出於對中國人民很友好，把大概五十毫克的放射性鐳放在一個鉛管里，在那個實驗室裡面。
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趙忠堯教授就匆匆忙忙來到梁思成家。因為梁思成條件比較好，他有輛小汽車，因為大家知道城裡離清華也很遠。趙忠堯說，恐怕咱們必須得把這個取出來，兩人商量好了，夜闖清華園。然後就把一個小鉛筒取出來，他就拿一個鹹菜罐子，把這個藏在那個鹹菜罐子裡。後來一路其它東西都丟掉了，終於跑到長沙，找到清華的梅貽琦校長，講他一路的艱辛。趙教授熱淚盈眶而出，然後梅校長也熱淚盈眶而出。所以我們能理解，清華是一個有理念的學校。那麼我們作為老師，總是給學生提出一些希望，學生其實無論能力大小，知道自己的奮鬥目標，就是一個有理念的孩子。
今天的演講是從我們高考開始的，所以我們再回到高考上來。我當年高考的時候，1978年，我查了一下數據，我們叫高校毛入學率，它的概念就是說同齡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大學裡上學。我查了一下1978年，高校毛入學率只有1%，我們國家發展非常快，10%，20%，30%，高校擴招，那麼大家知道本來我們國家原來預定2020年才能達到高校毛入學率40%，結果我們提前達到了，2015年我們高校毛入學率40%。所以我覺得在座的同學們是很幸運的一代，也就是說想上大學的，差不多都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你們有了更多的機會，但是社會對你們提出的挑戰其實也是更多了。比如說知識結構加快了，大家意識到了嗎？越是專一的技術，被淘汰的速度越快。
今天結尾我也講兩句，為學和為人，為學要嚴，嚴謹求實，嚴肅認真，嚴師出高徒。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
【開講啦李強演講要點】：
1、在把「手拿方向盤」、「手拿聽診器」當作好工作的年代，28歲的李強成為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後的第一屆學生。
2、把那個煤油拿來，弄一個棉花的小燈捻，然後就在那個豆大的燈捻下，看一夜書。第二天早上兩個鼻孔都是黑黑的。
3、李強如何得知、了解社會學，又是如何走上研究社會學之路的呢？
4、為學要嚴，嚴謹求實，嚴肅認真，嚴師出高徒。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