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適之先生和我的關係，有同鄉和師生的兩層。胡先生是徽州績溪人，我是太平縣一個包圍萬山中地名「嶺下」村莊的人。論地理很接近。周圍「嶺下」二十里內，言語自成系統，但和徽州話還是差得很遠。假如我打起鄉談，胡先生大概聽得懂，胡先生若說起他那績溪土白，我便半句也弄不明白了。現代人對鄉土觀念已甚淡泊，胡先生是個世界主義者，豈屑為鄉土狹小圈子所束縛？我雖不配稱為世界主義者，可是常認中國人省籍關係、親屬關係等，極妨礙政治的進步，因之鄉土觀念也極不濃厚。不過覺得我們安徽能產生胡適之先生這樣一位人物，私衷常感驕傲，那倒是不免的。
我之崇敬胡先生並不完全由於同鄉關係，所以這一層可以撇開不談。
說到師生關係，也很淺。我只受過胡先生一年的教誨。那便是民國八年秋，我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系的事。胡先生在我們班上教中國哲學，用的課本便是他寫的那本《中國哲學史》上卷。我的頭腦近文學不近哲學，一聽抽象名詞便頭痛。胡先生那本哲學史所講孔孟老墨，本為我們所熟知，倒也不覺煩難，不過當他講到墨經所謂墨辯六篇，我便不大聽得進了。再講到名家堅白同異之辨，又《莊子》天下篇所學二十一例，更似懂非懂了。胡先生點名時，常愛於學生姓名下綴以「女士」字樣，譬如錢用和女士、孫繼緒女士……，嘗使我們聽得互視而微笑。他那時聲名正盛，每逢他來上課，別班同學有許多來旁聽，連我們的監學、舍監及其他女職員都端只凳子坐在後面。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將毗連圖書室的扇槅打開，黑壓壓地一堂人，鴉雀無聲，聚精會神，傾聽這位大師沉著有力、音節則潺潺如清泉非常悅耳的演講，有時說句幽默的話，風趣橫生，引起全堂譁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誰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詞片語。因為聽胡先生講話，不但是心靈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杜威先生來華演講，每天都是胡先生擔任翻譯，我也曾去聽過一二次。杜威的實驗主義當時雖曾獲得學術界的注意，並有若干演講紀錄刊布出來，卻引不起我鑽研的熱情，實際上是由於我的哲學根底太淺，不能了解的緣故。
記得某晚有個晚會，招待杜威，胡先生攜夫人出場。胡夫人那時年齡尚不到三十。同學們以前對我說她比胡先生大上十歲，並立一起有如母子，那晚見了師母容貌，才知人言毫不正確。師母的打扮並不摩登，可是樸素大方，自是大家風範。
可惜胡先生只教了我們一年，便不再教了。我生性羞怯，在那上課的一年裡，從來不敢執卷到胡先生講桌前請教書中疑義，更談不上到他府上走動，胡先生當然不大認識我。他桃李滿天下，像我這樣一個受教僅一年的學生，以後在他記憶里恐怕半點影子都不會有——但胡先生記憶力絕強，去年九月間，我赴南港，他同我談女師大舊事，竟很快喊出他教過的國文系好幾個同學名字。我以後即不稍露頭角於文壇，也許胡先生仍然依稀記得有這樣一個學生哩。
民國十七年我在上海，胡先生那時在中國公學任校長，家住江灣路。我曾和一個同學去拜望他，並見師母。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徽州特製麥餅，他請師母裝出兩盤款待我們。他說：徽州地瘠民貧，州人常到江浙一帶謀生活，出門走數百里路，即以此餅作餱糧，所以這種餅子乃徽人奮鬥求生的光榮標誌。我後來在《生活周刊》上寫了一篇謁見胡先生的報導，談及麥餅故事。後來在某種場合里遇及胡先生，他稱讚我那篇文章寫得很不錯。大概從此腦中有了我的印象了。後來胡先生翻譯一篇小說，題目好像是《米格兒》，是說一個女子不負舊盟，願意終身伺候殘廢丈夫的故事。我又在《生活周刊》上作文讚美，以為此類文章對於江河日下的世風，大有挽轉功效。胡先生第二次又翻譯了一篇性質相類的小說，曾於小序中提及我的名字，說蘇雪林女士讀我所譯的《米格兒》，寫信鼓勵我多譯這類文章，我也打算譯幾篇云云。胡先生對於一個學生竟用起「鼓勵」的字眼，你看他是怎樣謙虛！
在那幾年裡，胡先生一有出版的新著作，一定簽上名字送我，如《白話文學史》、《詞選》、《廬山遊記》、《胡適論學近著》等，他主編的《努力周報》、《獨立評論》，每期都由發行部給我寄來。可是我為人極為顢頇，又奇嫩無比，接到他寄給我的新著，竟連道謝信都不回他一封。即如我在收到他替我撰寫的一副對聯（聯文見我近著《台北行》「春風再坐」一節），也未有隻字稱謝。好像胡先生欠了我的東西，應該償還。這些事我現在回憶起來，疚心之極，可是當時的胡先生卻一點也沒有怪我。氣量之寬宏，古今學者中試問有幾？
抗戰發生後，胡先生奉命赴歐美宣傳，我們沒有再通信。直到三十八年，五月間，我毅然離開武漢大學十八年的崗位，到了上海。聽說胡先生那時也在上海正準備出國，打聽到他住址去謁見他。胡先生對待我非常親熱，說我寫的那封勸他快離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動了。我一共見了他兩次，第三次我自杭州遊覽西湖回，帶了一大包龍井茶葉和二包榧子送他。他出門去了，留條托侍役轉送，也未知他究竟收到沒有。
我以前寫信給胡()先生，僅稱「適之先生」，自一九五二年胡先生來台灣講學，我寫信和當面說話，便改稱「老師」了。自己年齡漸長，閱歷漸深，「價值觀念」也愈明了，對胡先生學問、人格愈來愈尊敬，覺得非這樣稱呼於心不安。記得一九五九年夏胡先生在師範大學畢業會上演講，我那一年為療治目疾，也在台北，聽講時恰坐在前排。胡先生演講當然是關於師大畢業生為人師之道，不知怎麼，胡先生忽然說為人師不易，他自己教書三十年，不知自己究竟給了學者多少好處，所以聽人稱他為師，每覺惶愧。譬如他所教的北京女師大國文系，出了好幾個人才，像女文學家蘇雪林，到於今還「老師」、「老師」地稱呼他，真叫他難以克當。胡先生說時望著我笑，在台上的杜校長及其他幾個也望著我笑，羞得我連頭都抬不起。後來杜校長在他辦公室招待胡先生等，我恰從門口走過，胡先生欠身對我打招呼，意欲我入內共享茶點，我竟匆匆走過了。我的羞怯天性至老不改，而大師之如何的「虛懷若谷」也可以更看出來了。
我對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彌篤。記得去秋在南港胡先生第二次請我吃飯時，我坐在他客廳里，對著胡先生，受寵若驚之餘，竟有一種疑幻疑真的感覺。孔子、朱熹、王陽明往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及歷代若干有名哲人學者也都不可再見，而我現在竟能和與那些古人同樣偉大的人，共坐一堂，親炙他的言論風采，豈非太幸運了嗎？誰知這種幸運竟也不能維持多久，胡先生也作了古人了。
（選自《蘇雪林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